二、问题与批评
　　
　　对于早期美国新闻史教研的批评许多指向教科书，尤其是莫特的《美国报业史》和埃默里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媒解释史》，两者几乎被使用长达半个世纪。尽管这两部教材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广泛认可，但评论家认为这些研究主要描述新闻史实，缺乏“对史实的思考”，需要修改或重写。
　　
　　1.凯里：“新闻史定义太狭隘”
　　1974年凯里在《新闻史》期刊创刊号上发表“新闻史的问题”一文，尖锐地指出“新闻史研究处于尴尬之中”：传统新闻史把进步的教条和历史捆绑在一起，所谓从政治新闻到商业新闻，倒退到煽情的黄色新闻，然后进步到揭黑运动和社会责任论，即新闻史是自由和知识的不断进步。但这种阐释已走到尽头，只能走向死角或者重复研究。凯里认为，新闻史被定义得过于狭隘、过于谨慎，限制了研究问题的范围。应该呼唤文化史的新视角，研究过去的意识。新闻史应该揭示一种文化意识是如何在新闻采集和报道、新闻组织形式、以及对权力和自由的定义过程当中成为一种体制。
　　凯里的倡议引起极大反响。其所在的威斯康辛大学组织了“凯里提议的可操作化设计”(Operationalizing Carey)研讨会，其中3篇论文被发表在1975年的《新闻史》。评论凯里从此成为美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诺德(David Paul Nord)承认：“本人的新闻史研究可能和许多读者一样，至少有一部分就是关于和凯里的对话。”
　　但问题并未就此得到解决。1983年一次关于“哪些是最难教的新闻课程以及为什么”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新闻史位列前茅：“学生仇恨历史”、“这种态度很难改变”、“很难激起学生兴趣”、“老师费尽力气也很难让课堂不枯燥”。1985年《新闻史》期刊及其首席编辑赖利(Tom Riley)再次采访凯里，凯里表示他对新闻史的文献仍然持“批评态度”。
　　
　　2.诺德：“以现在视角批评过去才是传统新闻史研究的根本问题”
　　1988年，诺德发表《为新闻史辩护》一文，认为传统的过时的新闻史研究关注大编辑、大报纸、大新闻，以现代的媒体标准来批评过去，讲述过去到现在进步的历史，这种以现在视角批评过去才是传统新闻史研究的根本问题。对于老师凯里提出对“过去的意识”进行研究，诺德认为不可行：“借鉴人类学研究成果由下而上研究大众媒介难以实现，因为新闻语言当中的意识是大机构的产物(《纽约时报》的文章显然和巴厘人的斗鸡不同)，充满经济政治权力的意图。”诺德认为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的根本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其不对称体现在信息源显然比受众拥有更多权力。所以大众传播史应该更多关注历史上的媒介机构，关注其经营史、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媒体与政治的研究。在新的新闻史研究当中，经济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仍是重点，而不是徒劳地寻找人民“意识”。
　　
　　3.内隆(John Nerone)：“新闻史教学过度强调史实”
　　内隆在《新闻史教学的问题》一文中对新闻史在1970和1980年代遭遇的信任危机进行了总结：批评之一是新闻史过度强调主要都市日报，忽略了女性、少数裔、工人、宗教及其他团体的非主流报纸。批评之二是新闻史受自由论或进步论支配，无视其他批评而简单地把第四等级戴上民主冠冕。批评之三是新闻史变成了职业历史，忽略了新闻行业内部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地位的研究。总之，新闻史学家们写的是都市日报的白人男性记者和编辑如何为人民争取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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