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和正义,是新闻传播者和揭黑记者们的英雄叙述史。
内隆认为新闻史过度强调史实,而对史实一无所知的另一极端就是满脑子只有事实,而不知道这些事实代表什么观点。历史测验经常考察时间、人名、地点,学生不得不死记硬背,只会觉得历史枯燥乏味。在过去,懂历史的人被认为更加睿智,而现在的历史教学被淹没在日期、地名、人名的记忆当中。了解史实和历史研究其实是两码事。史实很重要,但历史其实是对史实的思考。好历史必须建立在准确史实的基础上,但史实准确不一定就是好历史。有关史实的研究是科学,通过史实构建过去却是虚构。过去无法改变,但历史不会保持不变,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历史。学生应该意识到历史的多样性,学会浏览这些历史叙述并理解其含义。对历史的无知不是对史实的无知,而是无法判断史实背后所隐藏的观点、政治权力和可信度。
4.夏德森(Michael Sehudson):“新闻史与其他历史研究相割裂”
夏德森在《新闻史的诊断书》中指出新闻史学家应该避免以下情况:媒介中心论,即认为媒体总是历史事件或进程的中心;反商业偏见,即认为商业因素总是对新闻事业产生腐化影响,总是把编辑部和经营部对立起来,把商业力量视作邪恶;经济或技术决定论,即把复杂事件从单一的技术或经济角度阐释的简单化倾向;新闻衰败论,即认为新闻事业不断衰落;民主功能论,即认为新媒体的出现是因为它们服务于大众。而之所以会有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新闻史研究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的割裂所造成。
作为例子,夏德森以详细论证揭露了美国新闻史当中的以下谬论:
(1)联邦报纸是联邦事业的有效武器:“这些报纸如此有效,联邦支持者以他们的报纸赢得了战斗”。但宪法史学家对此显然有不同解释。
(2)煽情新闻业把美国引入1898年的美西战争:斯特雷麦特(Rodger Streimaatter)的《比剑更锋利》一书也沿用此说。这些既是媒介唯我论也是新闻民主功能论的体现。
(3)电视新闻的越战报道暴露了战争的残忍,引发了反战运动。这可能不过是当时军方为自己辩护的手段。
(4)19世纪末报纸从党派发展到客观报道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出版商和编辑摆出公正客观的姿态是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拓宽广告渠道”。但当时报纸读者数量激增,各种风格的报纸都能获得成功,似乎并不需要为此改变。经济或技术因素并非无关,但也决非决定性因素。
(5)报业的衰落和报纸发行量减少主要是因为市民越来越依赖电视新闻。而数据说明可能并非如此。
夏德森劝说:“新闻史的教科书模式应该被抛弃了。埃默里的《美国报业史》是很好的参考工具,但它回答的问题是学生们将要步入的新闻职业有着如何光辉的过去。这在毕业典礼上是好话题,但现在的新闻历史课程应该有更高目标。”
5.布兰切特(Margaret A.Blanchard):“新闻史的僵化:21世纪面临的挑战”
世纪之交的1999年,布兰切特对新闻史的学科地位表示关注:新闻史能否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们学科是否对这些挑战无动于衷、僵化、最终死亡?
布兰切特指出,现有的会议及学术期刊并不欢迎研究新闻史的新视角。好的论文仍然需要原始材料、严谨思维和准确表达,但好论文往往因为偏离新闻史的传统话题或传统研究方法而被淘汰。这种现状使得许多新学者选择传统的可接受的路径,而非创新。为了就业,他们放弃原有的学术兴趣,转而考虑他们的新闻史研究有多少“正确内容”以取悦评审者。这将使新闻史学科故步自封、失去活力、没有进步、导致僵化。
布兰切特认为新闻史的含义太局限:新闻史研究似乎必须是来自内部、考察新闻从业者的报道如何影响社会的研究;新闻史并非包括所有的媒介形式,电影和书籍绝不包括在内,这对研究大众媒介、开设大众传媒入门课程的新闻传播学院的确很奇怪;而且新闻史不考察媒介的娱乐层面,虽然这也是大众媒介与社会课程的一部分,而且娱乐似乎比新闻报道对社会的影响更大;有时候新闻史甚至不包括某一事件或某一群体报道对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因为这对评审者而言似乎并不是对于媒介本身的研究。
布兰切特分析,之所以新闻史的“把关人”不愿接受新方法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太了解这些新技巧、不知道如何评价,我自己也总是感觉难以跟上新潮流”。但是教授也应该学习,才能为学科带来新生命。新闻史学家应该做以下有益的事情:学习新的研究方法、进入新的研究领域(书籍、电影和娱乐)、用更加开拓的视野对以前的新闻史作品重新梳理。21世纪的新闻史应该成为大众媒介史,呈现媒介社会最准确的画面,才能吸引年轻的研究者。
三、美国新闻史教研的趋势
经过以上问题之争,目前的美国新闻史教研初步确立了若干发展方向:
1.文化史
文化新闻史论重在考察社会环境对媒体的影响,而不是媒体对社会的影响。1974年凯里呼唤文化史,怎样从文化角度研究新闻史成为热烈讨论的问题。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所著《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以美国新闻事业中客观理念的发展过程为中心,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从而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诺德在1990年专门讨论如何进行文化史的研究。认为要把以思想研究为目标的学术史和以行为研究为目的的社会史融入到文化史当中。提出新闻史研究要加入文化史潮流,首先应投入到社会史的研究当中,因为新闻传播领域对社会史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散案例,还很薄弱。而所谓的社会史主要是对大众媒介信息生产的内部和外部社会情境的研究。所谓内部情境是指大众媒介机构的结构、过程和日常运作,即媒介生产的研究,包括商业史、技术史和媒介运作史。有关劳工史、商业史、职业史都属于社会史范畴。而外部情境是指大众媒介信息接收的社会环境,即读者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家庭、群体、城市、国家,以及这些情境如何随着时间改变。简而言之,新闻传播的“新社会史”就是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史。单纯对文本的阐释不是文化史。没有对生产和消费(写作、出版、阅读)的“新社会史”研究,大众传媒过去的文本就无法解读。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