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赖特不辞辛苦，仔细阅读了有关卢梭的一切，写有《卢梭的意义》(The Meaning of Rous—seau)一书。他惊讶地发现，迟至1928年，“都没有一部英语作品，并且只有极少数不管什么语言的作品”力图弄清楚卢梭想要说的是什么。赖特在“天性”中找到了卢梭潜在的观念：“必须通过人类的理性，按照人类天性的样子来使人类得以完善，这一根本观念贯穿卢梭的所有著作，并赋予其本质上的统一性。”自然人认识到，“自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得是野兽或野蛮人。理性和良心也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而且是较好的那一部分，这也不意味着他必须拒斥艺术和文明。理性的任务是向人类指明，在人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哪些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自由的任务是使他能够做他应做之事。只有当我们遵守法律时，自由才有意义。但这法律是出于自愿。自然教育的作用是防止制造出小暴君或小奴隶。我们一定要等他长大到拥有理性的时候，才晓之以理，这就是创造出自然人的唯一途径。卢梭的政治理论即自然社会的理论延续了这一主题。必须使人们适合自由，他们必须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能使他们适合自由的国家。总之，卢梭反对将孩童当作成人，也反对将成人当作孩童。
　　在前面两位先驱性研究的基础上，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德国学者、杰出的观念史家和专业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勒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932年，他在自己那本如今已成为世界名著的《论让－雅克·卢梭问题》中同意上述卢梭本人的论点，并力图提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卢梭作品的理解，以揭示出他思想的意义。卢梭在《爱弥儿》里说：“必须通过人去研究社会，通过社会去研究人；企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这这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的。”这段话成为被卡西勒视为论述卢梭著作的统一性的一把钥匙。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勒认为卢梭的观念单纯奠基于理性之上，并赞同康德的观点，认为卢梭实际上是“道德世界的牛顿”。
　　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深入研究了浪漫主义的根源。他认为，如果否认卢梭的观点和言论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十分愚蠢的，不过，人们夸大了他的作用。“如果我们拿卢梭真正所说的与他说时的态度做个对照性阅读就会发现他所说的还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语言。”以赛亚·伯林将卢梭的主要观点概括为：第一，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个虚伪的坏社会，人们互相欺骗，互相谋杀，互相撒谎；第二，我们可能发现真理。但这里不是通过深思熟虑或笛卡儿式的逻辑获得的，而是通过洞察人类之中那些单纯而未受腐蚀的人、高贵的野蛮人或者说孩子的心灵获得的；第三，一旦我们发现了真理，就要按照真理生活。在伯林看来，卢梭的上述话与希伯来预言家的话并无二致，与基督教传教士抨击大城市工于心计背离上帝种种堕落的话如出一辙，与百科全书派的观点相差无几，卢梭的信念依旧维系在理想之上。他与其他百科全书派的唯一区别是，后者相信只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通过让专制君主接受启蒙教育，就可以改变统治者的观点，实现卢梭的梦想；而卢梭却认为整个可恶的上层建筑应该连根拔起，所有罪恶的人类社会应该被烧成灰烬，一只新的凤凰将从灰烬中重生。
　　
　　三、卢梭研究的内在转向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有关卢梭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内在转向”。1953年，彼得，盖伊曾对卡西勒于1932年发表其“划时代的论文”《论让一雅克，卢梭问题》之后围绕让一雅克，卢梭进行研究的文献做过一番考察，发现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日益兴盛。十年后，即1963年，他抓住两次机会又看了一些迅猛增长的研究文献，印象同样深刻。尤其是让·盖埃诺(Jean Guehenno)巧妙地探察了卢梭遗留下来的大宗零散的自侉陸资料，包括书信、出版著作和卢梭所有的自白，利用所有留存下来的证据耐心地复原卢梭的生活。盖伊认为：“这标志着在对卢梭的分析中出现了一个内在的转向。这并不意味着冷落了卢梭发表的著作，而是将其融入他整个的存在。”
　　另一位学者对于卢梭其人内蕴的探索也许更加引入注目，也更有影响，它就是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声名卓著的对于卢梭如何成其为卢梭这个问题的研究。与卡西勒一样，他发现了卢梭在本质上的统一性，但与卡西勒有意侧重于卢梭行世的文本不同，他主要是在卢梭极度私密的经历中那昧暗、隐蔽的幽邃之处发现这种统一性的。斯塔罗宾斯基将学术分析中心理学的和移情的风尚发扬光大。在他看来，卢梭小时候被人冤枉弄坏了一把梳子，从此，卢梭与他人疏离开来，那澄澈与阻隔之间的紧张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苦痛，他最想要、最需要的是恢复澄澈并克服疏离。在卢梭以后的一生当中，这种痛苦的紧张遍布于他的著作之中，并最终让他无法忍受。斯塔罗宾斯基主张，这些作品“意图一致”，即“旨在保护或恢复澄澈”。他已成功地将卢梭作品中最迥然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并发现不用牵强地曲解该问题，最为矛盾之处就可以迎刃而解。在卢梭那里，清醒与癫狂，理性的学说与非理性的幻想，合情合理的说教话语和乌托邦式的教育格言，其内心体验性的抒发与摆出愧疚的姿态，这一切都同出一源，并且运用了显然类似的表达方式。斯塔罗宾斯基的著作之引人人胜并非常流行。人们对它的接受也与时代有关：卢梭的研究者已经为这种内在的取径做好准备。在斯塔罗宾斯基之后，罗纳德·格里姆斯利(Ronald Grimsley)在他那本敏锐的《让－雅克·卢梭：自我意识研究》(Jean-Jacques Rousseau：A Study in Self-Aware—ness)一书中也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
　　20世纪60年代，文学批评侵入卢梭解释，其引起的混乱使盖伊感到了不安。在他看来，这些批评家将他们自身的混淆不清也带人了卢梭研究。最有名的解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发现卢梭让人着迷。他们特别关注卢梭关于语言起源的未写完的论文，并建议通过使卢梭复杂化的办法来理解他，并认为在他们之前，无人真正正确地阅读卢梭。
　　另外，由伯纳德·加尼宾(Bernard Gag—nebin)、罗伯特·奥斯漫特(Robert Osmont)和马塞尔·雷蒙德(Marcel Raymond)编纂的《卢梭全集》(四卷本，1959、1961、1964、1969)历时十年终于完成。这套现代权威版本的第一卷的一开始就是卢梭的自传性作品，其中包括了一些坦诚心迹的残篇。现在，解释者可以由其所作见其人，而不必将其所作径直简化了。对卢梭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支持。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不断推进着的《卢梭全集》的编辑工作也对卢梭的新发现有所贡献。《全集》的每一卷都是庞然大物，在每一卷当中，注、评和参考书目加在一起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学术成就殊为惊人，其细致人微也几乎令人窒息。另一项事业是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产物，即精心出版卢梭的通信，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但此时才推出定本。拉尔夫·A.利(Ralph A.Leigh)的英雄壮举始于1965年，到1976年完成，在四十五卷书当中，他为了辨读卢梭写的草稿、相关附录文件、难以追溯的引文出处和几乎无法识别的涂抹而着实大费眼力。从此，再也没有研究卢梭的学者能够理直气壮地抱怨其著作资料不够用或靠不住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