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造成对卢梭误解的原因，认为卢梭“含混不清”的看法广为流传。他被人嘲笑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性情狭隘、分裂和急躁。他的学说或源自演绎和抽象的逻辑，或缺乏条理，或被浪漫情感主义引入歧途。其学说因内在矛盾而含混不清和支离破碎。卢梭经常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其思想中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核心。左派和右派都能在卢梭那里找到自己的教条。卢梭还被指责无视证据的来源——历史与经验，而这恰恰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学说的根基所在。有人批评他是典型的经院哲学家或诡辩家，自以为术语分析是获取关于事物新知的唯一正确途径，结果错把成倍翻番的命题当作新发现的真理。给评论者造成困难的是卢梭的雄辩。他的欢快语句如果脱离了上下文被当作口号来使用时，就会歪曲或者完全破坏其本意。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体系的理论家，在形式逻辑方面缺乏训练；博览群书却消化不良；感情用事的狂热者，说话不经大脑；不负责任的作家，却拥有写作隽语警句的天纵之才。
　　引起误解的另一个根源是研究卢梭的传记方法，这种方法导致其解释者的想象力和批评走火人魔。一些著作只在卢梭与他人的纷争不和以及卢梭自己的内在矛盾中去描绘卢梭。因此，思想史有消失于传记中的危险。追根溯源的解释和人物传记的取径虽能使人们深入了解一个作家的动机，并有助于探寻其学说的个人或社会渊源，但其学说的客观有效性并不受著书立说者个人历史的影响。
　　
　　二、关于卢梭著作统一性的研究
　　
　　美国学者彼得·盖伊(Peter J.Gay)指出：“将近两个世纪以来，卢梭的哲学一直困扰着其解释者。试图解决它的批评家为数众多，而其中最伟大，却也是在很长时间里最为人所忽视的批评家之一，正是让一雅克·卢梭本人。”卢梭在《忏悔录》中曾强调，从整体来看，他的著作展现出一种一致与融贯的哲学：“《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爱弥儿》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朱丽》里就有了。”他说，读者在其著作中发现的龃龉纯粹是表面的。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又一次反思了自己的作品，坚持认为在其所有著作之中贯穿着显而易见的“一大原则”。他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明确地说：“尽管我在心情忧伤和苦闷之时，我甚至忘记了我赖以建立我的信仰和行为准则的论点，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本着良心和理性从中得出并一直坚持的结论。”但是，只有少数卢梭的解释者认真看待上述卢梭的自我评估，大多数批评家则在他的这部或那部主要著作或是一些熠熠生辉的隽语警句中找寻，自命找到了“卢梭的本质”。更糟糕的是，卢梭的著作激发出迥然各异的诸多运动这一事实确凿无疑。很多研究卢梭的学者据此就推断说，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是卢梭作品的特征。虽然卢梭一而再、再而三地坚称自己的思想是一个整体，但互相冲突却同样言之凿凿的主张却掩盖了这种完整。
　　上述观点被C.E.伏汉(C.E.Vaughan)的著作《让一雅克，卢梭政治著作集》(1915)所抵消，努力开采卢梭政治学说那一富矿的所有人都深受这位学者的恩惠。伏汉将卢梭的思想视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只供陈列的教条。他认为，要调和卢梭思想中两股并行的线索——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容易，因为在卢梭的著作中，“个体”和“共体”这两个对立的元素彼此之间有掩饰不住的敌意。要想解决卢梭思想中的矛盾或解释卢梭的主要任务便是说明或解决这一冲突。伏汉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早期的两篇论文即第一篇论文《论科学和艺术》与第二篇论文《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基本合乎道德，它们写得偏激，针对的是现存之恶。受伏汉的这种影响，后来一些学者视卢梭在根本上是一个道德家，以克服其思想中的矛盾。第二，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卢梭的抽象思想与具体思想中的所谓矛盾。前者来自洛克和柏拉图，这使得卢梭的说法偏激而绝对；后者来自孟德斯鸠，这让他断定，生活从不轮廓分明，而原则要被环境所修正。伏汉发现，卢梭的著作越来越关注具体，这种关注在《社会契约论》的后面几章中占了上风，而他最后的几部政治著作，特别是《山中书简》和《波兰政府》中这种关注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必须将卢梭在思想上的成果理解为一段从个人主义成长为集体主义的历程。卢梭在一开始鼓吹的是能够想得到的最抽象意义上的自由。在《社会契约论》中，自由不再被认为是个体的独立，而是应在个体全身心地忘我于为国家效劳之中去寻求。在最后的几部政治著作中，第二篇论文《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抽象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论》抽象的集体主义都同样被忘却了。而在彼得·盖伊看来，理解卢梭必须超越政治范畴。他批评伏汉将自己局限于卢梭的政治著作，这就不可能理解卢梭思想的意义。“卢梭确是一名政治理论家，并且是一名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但这只能让我们更有理由来仔细研读《爱弥儿》、《新爱洛漪丝》和《忏悔录》——这些书阐明并且很好地平衡了卢梭的政治哲学。伏汉版无意之中表明，任何想要理解卢梭的批评家都必须超越政治范畴，并且将其著作看成一个整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小批学者开始回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卢梭著作中去，研究结论是：卢梭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这些批评家虽然觉得卢梭

的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问题依然重要，但这些政治学范畴已经不再是其瞩目的中心。他们寻求开拓解释的视野。他们并不否认卢梭的许多说法自相矛盾，但他们和卢梭一样，认为这些自相矛盾并不损害其根本上的融贯一致。为寻求卢梭那“一大原则”，三位著名学者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E.H.赖特(E.H.Righter)和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做出了最为卓著的贡献。
　　朗松写过一部《法国文学史》(1903)。他将卢梭描绘为一名个人主义者。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卢梭思想统一性的关键所在。他关注卢梭对“大原则”的说法，这一原则在《爱弥儿》的开篇第一句话就说的非常明白，它也蕴涵于卢梭的所有著作之中，并在《卢梭审判让一雅克》中再次出现：“自然让人曾经是多么幸福而良善，而社会却使人变得那么堕落而悲惨。”朗松认为，这条原则是卢梭哲学的关键：《论不平等》指出了社会在本质上是恶是不平等，其根源在于私有制。《社会契约论》认为自然人无法脱离社会，而是必须重新创造社会以重新创造自身。接下来，《爱弥儿》中的教育方案就顺理成章了。《新爱洛漪丝》进一步确立了人与人之间肉体关系上合乎道德的价值观。最后，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卢梭将上帝也归人自己的体系：上帝让人类是善的，并将道德的力量植入人之中，以制伏一个并非按照自然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的恶。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