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作为人类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持生存和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经由宪法确认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关于社会保障的规定是原则的和概括的，作为基本权利，社会保障权是由多层次的子权利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构成社会保障的权利束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多数人依据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项目，将其区分为社会保险权、社会福利权、社会救助权、社会优抚权等等。这种划分虽然简便易行，但局限于现行的社会保障项目，没有体现出立体综合、动态发展的权利特征，不足以涵盖社会保障权的全部内容。本文拟以人的基本的共同的需要为根本依据划分社会保障权的内容结构，对其权利体系构建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
　　一、人的需要：社会保障权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质的属性, 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驱力。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的需要存在且在社会中能得到满足。[1]社会保障权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人的需要是确定它的内容的根本性依据。需要可以被抽象地理解为人们在某一社会中为了使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可能而要得以满足的要求，它是某种必要条件，表现为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得需要的主体作为人而存在。[2]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人的生存、幸福、充实所必需的物质的、心理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等方面的要求。”[3]
　　1.客观需要：社会保障权的正当性依据。人们在生理、心理、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性会影响人们的需要得以表达和满足的方式以及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但是，需要具有客观性，它的真实性依赖于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依赖于个体的思想的作用。[4]“需要是关于人的事实，并具有确定性的味道；一个人不得不拥有它们。它们甚至能够被科学地证明。”[5]人的需要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如果不能满足，这种缺乏状态将损害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生命意义。[6]人类社会形成了满足需要的各种制度。人的需要首先通过家庭和市场得到满足，工业社会中就业是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重要方式，而市场的作用使失业等社会风险增加，单亲、多子女、有老人病人的家庭满足需要的功能也会受到限制。当某些或全部的基本需要难以凭借个人努力或家庭支持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寻求帮助的需要，对国家提出积极作为的要求，使社会保障成为满足现代社会成员需要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权利和保障。社会财富的分配应确立一个使所有人都能获得与其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基本份额的一般客观标准，“社会成员根据这一标准具有向国家提出比其他具有超越生存欲望的人优先的、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必须获得的物和劳动的要求的权利”，[7]这种由个人按照人的基本生活条件提出并由国家提供保障的权利就是社会保障权。
　　2.基本需要：社会保障权的范围。由于资源有限，社会保障权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有限的，并非人的所有需要都能由社会保障权予以保障。社会保障权应予保障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基本的共同的需要，应基于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来确定，它“指代的是最低限度是必要的东西”。[8]存在着关于人类的相当一般性的生物学的或准生物学的事实，使得我们能够说某些条件的缺失将会导致机能失调。同时，存在着对人类而言什么可以算作是最低限度的体面的生活的共享的社会规范，通过援引这些规范，我们就能把那些防止人们滑落到这种最低限度以下的条件定义为需要。满足衣、食、住、行等最低生活条件是社会保障权的最低标准，达到有尊严的、文化性的生活水平是社会保障权的一般要求。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对这种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言，满足是相对的、暂时的，不满足才是绝对的、永恒的。人的需要也不能局限于当时的供应水平而被理解，对一种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的所有的需要，一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也许无法满足，但这并没有给予修改需要内容的理由。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保证社会稳定，又促进经济发展；既保障人的基本生活，又激励人们积极劳动，实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人的需要的发展性，来自人的活动的创造性。生产不仅满足需要，同时它也产生新的需要。生产是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某一水平上。社会保障权就是在工业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产生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并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体系。
　　3.需要的内容结构：社会保障权利体系的基础。需要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9]对于需要的内容和结构的划分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资料的需要。塔尔提出了人的共同需要的概念，即基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为所有人所具有的需要，其中包括：物质条件、个人发展、情感变化、智力形成、人际关系和精神。[10]马斯洛把塔尔有关人的共同需要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按照发生的顺序，由低级到高级呈梯状分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在低层次需要获得相对满足之后，才能发展到较高层次的需要，但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继续存在，只是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减低而已，由于各个人的动机结构情况不同，上述固定的顺序也会出现“例外”。布拉德肖把社会服务中人的需要分为感觉性需要、表达性需要、规范性需要和比较性需要。多亚尔和高夫主张，无论何种社会，人们都有两种基本需要：身体健康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这些对于人类需要的分层的意义在于，承认了人类需要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有助于我们以此为基础参照实际条件确定社会保障权利体系的内容和结构层次。
　　近年来多亚尔和高夫的观点在社会政策领域中影响比较大，他们认为人们每一基本需要的满足有赖于相互关联的中间需要的满足：身体健康的需要有赖于富有营养的食物和清洁的水、良好的住所、舒心的工作环境、称心的物质环境以及良好的身体保健；自主的需要有赖于儿童期的安全感、良好的亲情关系、物质和经济上的安全感以及基本的教育。[11]这一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化、伦理和价值，从我国的传统和现状考察，衣食住行和健康是中国人的基本需要。[12]健康、收入和教育是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大要素，而且，中间需要和基本需要的区别并不清晰，如果只是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一个过程、中介或基础，也可以理解为是需要的满足物，那么，收入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中间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我们将多亚尔和高夫的自主的概念修正为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认为，人的基本需要主要体现为收入、健康和发展。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