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上形成决议后，便成为中国人民“腰斩黄河，兴利除害”的豪迈壮举。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与山西省平陆县三门乡之间的三门峡大坝于1957年4月13日破土动工，倾全国之力进行建设，于1960年9月建成并投入运行。这项治黄工程给人们编制了一幅美好的图景，黄河将由“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曾解决的治黄难题将不复存在。郭沫若为这项工程写下了“炸将神鬼化为烟，从此安澜亿万年。人道河清圣者出，圣人已出自戡天!”的诗句。贺敬之歌唱道：“喝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
　　由三门峡水利工程的规划和设计经历了“三起三落”的过程可以看出，这项工程的决策不是某一个人的意愿，而是从领袖到民众共同的意愿，其中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技术原因，既有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现实社会的需要。从风险的角度来看，这项工程能给我们提供哪些教训启示呢?
　　第一，在哲学认识上，片面理解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与尊重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作为新中国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大坝被赋予了浓烈浪漫的政治色彩，人们期待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河清海晏”的治河梦想，满足的是“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政治幻想和心理需求，在这种梦想和心理需求的支配下，必然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忘却了人在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同时自然也必然会对人类进行报复。至今大坝上依稀可见的“黄河安澜，国泰民安”的字迹便是这种浪漫政治幻想和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佐证。凭着政治热情进行决策的工程必然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建坝时对中游地区的淹没没有给予充分估计，使大坝存在的风险逐步暴露出来。
　　第二，在技术设计上，对黄河携带大量泥沙认识不足，水库规划违背水流必然携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河岸坡面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进入河槽的泥沙要设法使它顺水流下去，而不是将其滞留在河道或水库内，即黄河的水不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但是苏联专家认为，黄河水可以变清，水库的正常水位可达360米。在迷信苏联专家意见的前提下，工程运行采用“蓄洪拦沙”方式，下游河水携带的泥沙淤积现象也在库区上游出现，进而形成了库区“翘尾巴”现象，给中游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极大危害，这就是风险的突出表现。
　　第三，在治黄方略上，没有做到“疏”、“堵”并用，上、下兼顾。三门峡大坝工程的修建尽管对黄河水患的治理实现了由“下”到“上”，由“疏”到“堵”的转变，但对“堵”了之后，即大坝建成后，对上游可能出现的问题认识不足。黄河河道的“上”与“下”是相对的，昔日下游的淤积现象在今日上游出现，影响了以西安为中心的广大关中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治理黄河要“疏”、“堵”兼顾，不能只“堵”不“疏”或反之。三门峡大坝施工时，苏联专家按原设计原则把大坝底部8个排水孔全部堵死，就是只“堵”不“疏”的例证。堵死大坝底部8个排水孔，增加了三门峡大坝工程的风险。
　　第四，在决策方式上，政治权力排斥工程技术，政治热情代替科学论证。对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水利工程的决策，需要严谨的科学论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合理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挑战，否则将造成政治权力对工程技术的排斥，祸国殃民。1957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三门峡工程讨论会上，与会者形成了拦洪蓄沙的“高坝派”和拦洪排沙的“低坝派”等多种意见。“高坝派”主张建设高度为360米的大坝以拦洪蓄沙，否则黄河下游河道可能改道。“低坝派”主张拦洪排沙，希望减少土地的淹没，保护耕地，降低大坝蓄水线。“由于温善章、叶永毅二人的建议和原设计的‘蓄水拦沙’原则截然相反，因此会议争论很激烈。经会议讨论后，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为了解决黄河防洪问题并充分发挥综合效益，三门峡工程不宜采取排沙方案”。不能多方面听取意见，是这项工程产生风险的重要原因。
　　第五，表现在政治上，用政治热情代替科学态度。建国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等方面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的“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着的”治黄态度都对大坝的建造产生了影响。用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来替代工程技术的原则，对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的估计过分乐观，缺乏对工程进行长远计划和多方面的论证。这项工程在建成后不久就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它所产生的风险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问题。
　　
　　三、大坝工程运行中的风险
　　
　　谁也没有料到，大自然的报复是如此迅速。1960年9月，建成的三门峡大坝，由于采用“蓄水拦沙”的运行方式，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的运行，94％的来沙都淤积在库区内，淤积泥沙15.34亿吨，潼关段河床抬高了4.31米。渭河河口形成拦沙门，回水和渭河洪水叠加，淹没两岸良田25万亩，洪水围困群众5000余人。水库如果按高程350米的水位运行，灾情将直逼西安、咸阳，关中平原难以自保，陕西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提出强烈反对。1962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降低水库水位的议案，有人甚至将此议案直接上书毛泽东主席。此后水利部分别于1962年8月和1963年7月两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三门峡水库问题，将水库运行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刚安装的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被迫拆迁到丹江口水利枢纽。但是，由于泄洪能力不足，汛期泥沙淤积仍然很严重。当时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对毛泽东主席震动很大，他组织了一支勘查队，要求勘查队工作人员徒步、策马，溯黄河河道直上源头，将黄河走一遍，彻底勘察河情。此事虽未成行，可见毛泽东治理黄河的决心。1964年12月，国务院召开治理黄河会议，在会议讨论开始时，周恩来总理为使与会者畅所欲言，明确表态说：“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我这样说，是为了让大家敢于大胆设想，并不是主张炸坝。”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出的“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指导思想，决定对大坝工程实施改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