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规划项目“生态环境视野下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研究”(2007GXQ4D171)阶段性成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现代黄河文明及其生态补偿研究"(08BZX027)阶段性成果；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纯成(1950—)，男，河南巩义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河三门峡大坝于1957年4月破土动工开始建设，于1960年9月建成并投入运行。由于大量泥沙淤积在库区内，库区上游出现了翘尾巴现象，导致渭河入黄不畅，这引起了人们的多方面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认识发生了两次转向：第一次是由热情讴歌大坝建设转向了技术改建，本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第二次是由“冲淤平衡”转向了“综合利用”，本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两次转向是在实践层面进行的，人们对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认识是通过工程技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果反映出来的。2003年渭河水灾发生后，学术界围绕大坝建设又进行了讨论。简岩的文章《修坝造库：继续还是终结?》认为：“渭河变悬河，主要责任在于三门峡水库”。向华龙、沈珠江的文章《渭河下游渭南入黄段的防汛抗洪——兼论应废弃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明确地提出：“在将来的黄河上必然废弃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如此方能使渭河下游复归地下河而免除陕西人民的洪灾苦难”，“为解除陕西人民洪灾之苦，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废弃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陈阿江的文章《治水新解——对历史上若干治水案例的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三门峡大坝问题，但他认为这项工程“对今天的治水可能仍有参考价值”。随着生态文明的兴起，人们又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研究了三门峡大坝工程，赵晓云的文章《大坝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也认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赞成建坝，并在赞成修大坝的同时提出要十分注意生态问题。”张庆长在《水坝：该拆还是该建?》一文中指出：“建水坝最初的目的一个都没有实现，让黄河恢复建坝前的状态反而成了无法达到的目的。”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学界的讨论是围绕拆坝还是建坝的问题进行的。哲学只有关注现实生活，并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相结合，才能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和社会发展的先导。工程哲学正是在哲学关注了现实生活，关注了工程问题才诞生的。今天的人们不是生活在纯天然的原始环境中，而是活跃在人工自然的舞台上。笔者认为，三门峡大坝工程尽管在规划设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失误，但它毕竟是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豪迈壮举，“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在30年的运用中，使其用于防御特大洪水和冬春蓄水，从而发挥了防洪、防凌、灌溉、供水等综合利用效益……推动泥沙科学的发展，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倡导生态文明的今天，黄河三门峡大坝不能废弃，更不能炸掉，寻求黄河中、下游两地区人民利益兼顾的途径是治理开发黄河所追求的长远目标。规避黄河治理中的风险，维持黄河生命健康，建设生态黄河，进一步完善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理念，是笔者渴望达到的目的。
　　
　　一、历史上黄河治理的风险
　　
　　中华民族对黄河水患的治理是从夏王朝开始的，“在尧、舜、禹建邦立国的过程中，黄河中游的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和洛阳盆地，曾先后成为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尧、舜、禹时期原始农业得到了发展，“刀耕火种”改变了生态环境，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尤其是人类对植被的破坏最为严重，造成水土流失，河道堵塞，加剧了洪水的泛滥。为治理洪水，“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后舜又“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成功，得益于他采用了“疏”的方法，而不是如其父那样采用“堵”的方法。禹治水的成功，使豫、晋、陕三地交界处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在这里发生的黄河文明，成为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起源。但是，早期的黄河文明的中心也是不断转移的，发生转移的原因与黄河的频繁泛滥有关。
　　黄河河水流过九曲河套后，行至河南省陕县时，其去路遭太行山脉所阻。相传大禹治水时力辟三路，俗称“人门”、“神门”和“鬼门”，此三门即为三门峡。冲出了三门峡的黄河水，流速相对缓慢，其携带着泥沙流淌在没有高山、峡谷作为堤防的河南大平原和齐鲁大地，给下游带来诸多水患。黄河冲出三门峡后，以孟津为顶点，以郑州为中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河水频繁滚动，形成了黄河冲积扇。黄河一方面给中下游地区的人民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水患。为减少黄河的洪涝灾害，历史上多采用整治河床、修固堤防、兴建水门的办法来治理。对治理黄河水患有重要贡献的王景采用的就是这类方法。在《后汉书·王景传》里记载了王景的治黄之法：“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当时，从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到千乘(今山东苑县北)，修筑堤防千余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虽然能使黄河下游在较短时间内不会出现水灾，但是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水患，这样一来新的黄河水患一旦出现，便使下游地区的人民治愈黄河的愿望落空。治理黄河需要采取“疏”、“堵”兼顾的方法，完全靠“疏”的办法难以治愈洪水。任何治黄工程都存在着风险，历史上发生的黄河“道光大洪水”就充分证明了这种风险的存在。正是治黄存在着一定风险，才有了历史上黄河堤防屡筑屡决的局面，黄河频繁泛滥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息。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在1952年组织的一次调查中，收集到河南省陕县至今还流传的一首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在河南省渑池县东柳窝村发现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水水位石刻，调查人员依据历史资料和文献记载，推算出此次洪峰流量达36000立方米每秒。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