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往者之哲学思想而归纳之称为属于某时代者，固有其特殊之方法、态度分野。而此一时代之哲理家（思想家）亦罕能超出其时代之定式……此一时代各种文化活动，靡不受此新方法、新理论之陶铸，而各发挥此一时代之新型[9]。 如果可以把上述三种近代思想学术流派分别称之为“新文化”“新史学”“新儒家”，则尚有一个一直很少被主流思想史学界注意的领域也必须提及，这个领域应可称其为“新佛学”。
　　佛学之复兴亦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重要特色之一，从较早的魏源、龚自珍，到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杨度、夏曾佑、宋恕、汪康年、沈曾植、陈三立等众多著名的政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多曾出入于佛学之门，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和启示。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10]——而近代佛学复兴之特点，为唐代玄奘大师所倡导的唯识学之勃兴。以晚清不同的两个政治思想派系——“革命派”与“改良派”中的思想家为例，属革命派的章太炎，利用唯识学的三性、四分、八识诸概念，建构起他的“以唯识为宗”的“万法唯识”的思想体系，并试图以唯识学来融通庄子《齐物论》，兼以唯识学的观念阐明佛教无我平等之主张，“以宗教发起信心”，促进士民奋起。而曾为改良派的梁启超，则以唯识学为基础，阐述他的“佛教心理学”，并试之与西方康德、马赫诸家的哲学思想相会通[11]——为什么佛教各派思想中一向被认为名相繁琐、晦涩难解且为佛教各宗学说中最少受到中国本土文化影响的唯识学会在近代受到学人们的钟爱？诚如一些学者所总结的，唯识学严谨细密，且以印度特有的逻辑“因明学”为方法论骨架，具有一定的理性精神，在当时西学东渐、“新学”肇兴的文化背景下，对于当时的得风气之先的学人来讲，一向缺乏逻辑理性的儒家、道家，包括佛教在中国最为流行的禅宗等学说的传统形上思维，已经难以迎合彼时的学术发展趋势，此时，向最为合乎印度佛教原旨并具有理性倾向的唯识学的回归，适得其时。
　　这种回归古典，以寄托新义的思想发展形式，在侯外庐先生探讨“启蒙时代”的论述中，也可找到相应的启示。侯先生在探讨中国的“早期启蒙阶段”的明末清初期间的学术特征时指出：
　　
　　为什么像欧洲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希腊，像中国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先秦呢？这自然是由于他们企图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不得不托古改制，但更要的原因却在于，在古代哲人的思想体系里，曾出现后世方法的胚胎形态……中国的先秦哲学也是类似这样。中国的启蒙学者为了追寻自己当时的一般命题，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也就不自觉地回溯到古代中国的经学和子学，因为古代哲学“总的说来……比（中古）形而上学要正确些”[12]。
　　
　　侯外庐并举出顾炎武“理学，经学也”、傅山的“六经皆王制”、颜元的“性命之作用为诗书六艺”、黄宗羲的“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为例来说明此。
　　到了近代，这种将理想寄托于先秦学术的风气仍然保存在众多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意识之中，如康有为把其维新变法的理据寄托在他所断言的“孔子改制”上；章太炎则推重荀子；胡适则非常看重先秦墨家名辩中体现的逻辑理性；如是等等，皆颇与西方启蒙时代将理想寄托于古希腊的思想形式相类似。
　　从唐末便久已绝传的佛教唯识学在近代重光的时代契机上看，正为因彼时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们目睹佛教状况的日渐江河日下，以回归原旨以对治纠偏，有借回归唯识学以批判当时佛教风气的态度。同时因面临西学东渐——晚清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的大举冲击——佛教界以回归唯识作为教理上应时契机的相应调整，并开展针对佛教旧思想传统的批判性反思。这也正说明，佛教唯识学的复兴，与中国思想史上“启蒙”潮流的开展之间，当具有密切的联系。
　　近代佛教的兴起以“晚清佛教第一导师”杨仁山居士所开创的金陵刻经处、与其后学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为理论中心，梁启超曾言：“ （晚清新学家之于佛教）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文会’即杨仁山）。”[13]杨仁山的佛学思想颇受“晚明四大家”憨山德清等人的影响，对于唯识学非常重视，他通过友人南条文雄等于日本寻回国内业已亡逸了的早期唯识学的诸多典籍，倡导斯学，不遗余力。而杨仁山的学术继承人欧阳竟无所开创的“支那内学院”，完全以唯识学为思想取向，企图回归斯学原旨，并反思了中国佛教如台、贤诸宗的思想，在此种风气的指引下，支那内学院培养出大批中国佛教的杰出学者，为斯学重镇——上文所提及的那些曾出入佛学之门的近代诸领域的大家们，其中很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他们佛学的影响。而欧阳竟无的后学吕澂，精研梵、巴、藏文，博通佛教经论，以唯识学为理论取向，系统梳理了印中佛教的整体发展脉络，并提出了“本寂”与“本觉”的判教理念，并考证“伪经”，彻底批判和反思了“汉化”佛教的各宗义理[14]——可以说，内学院一系佛学回归唯识学理性方法的强烈的传统批判色彩，与作为近代思想文化背景的“启蒙精神”若合符契。
　　纵观内学院之中国佛教传统批判，杨仁山批判晚清佛教状况与禅宗末流之学风，大体上仍立足于中国佛教传统之义学，然其晚年重视法相唯识，将事业托于专治唯识的其弟子欧阳竟无。欧阳平时以唯识为宗，抉择佛法，以《起信》  《楞严》为伪经，以天台、贤首为伪学，以奘传唯识为终极了义，对中国佛教传统开展了深入的批判。然欧阳之批判，对于中国佛教，特别是宋代以来具有核心地位的禅宗思想，尚有保留。至欧阳竟无弟子吕澂，他根据唯识义理，提出“本寂”一义为印度佛法之正宗，而以中国汉地佛教为“本觉”之伪说，其批判视野，将中国禅宗亦囊括其中，对于中国佛教传统做出了彻底的否定[15]——内学院的中国佛教传统批判，呈现出一代比一代深入的学术思想面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