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把中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定义为“近代启蒙思想阶段”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所谓“启蒙”，其西文词汇对应德文的Aufklärung（意为“澄明”） 或英文的Enlightenment（意为“光照”），在西方启蒙思潮的发源地的法国，则为复数形式的lumières（意为“光”），1694年法国出版的《科学院辞典》解释为：“光，喻义为智慧，思想清晰，亦指一切启示灵魂的事物。”法国启蒙思想者们希图用知识之光照耀到人类心智的黑暗角落，用科学排除迷信，用理性打破盲从，此为“启蒙”一词的本来含义。康德在他的关于启蒙哲学的经典论述《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
　　
　　康德所指出的“启蒙”的本质意义，乃是每个人自由运用理性的能力，他指出：“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3]因此，对于违反人性的、束缚自由与理性的传统，成为每个个体有责任和义务去反对和批判的对象，他明确指出：
　　
　　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绝对无效的，哪怕它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平条约所确认。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 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这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以毫无根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取的规定[4]。
　　
　　这样，通过康德的解析，我们可以把“启蒙”的含义总结为，争取自由运用理性去认识事物的能力，并以批判精神去反对和打破一切有悖人性的传统权威导致的束缚。
　　 “启蒙运动”绝不仅仅应只是欧洲史上特定的偶然事件，可以认为，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凡是具有追求自由理性以及破旧立新的传统批判精神的历史现象，均不妨定义为“启蒙时代”，正如中国已故法国史学者张芝联所说：
　　
　　……给予启蒙运动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如从反面来加以界定，即把它看作一个挣脱、排除、批判一切人为的、意识形态上的、妨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枷锁和束缚的思想运动，其具体内容必然随各国的历史特点和文化背景而异[5]。
　　
　　虽有论者（如邓晓芒先生）  提出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诸理念未必全然符合欧洲的“启蒙运动”[6]，我们亦不妨理解为这是“启蒙运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表现出的不同特点，侯外庐先生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定义为“启蒙阶段”，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可以在近代诸文化思潮中找到诸多理据。
　　近代“五四”以降，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新文化思潮大张其军，开启一代风气，科学与民主之理念，始系统地输入华土，这也正是中国思想史正式进入“启蒙时代”的标志，以五四时期最能体现这一期间时代精神的胡适、鲁迅二先生而言，胡适先生毕生致力于弘扬“科学方法”以希图引导后学，他平生始终如一地信奉自由主义，是立足于“科学”与“民主”的最坚定的思想家；而鲁迅先生毕生以批判国民（乃至于人类）劣根性为己任，希图以理性精神开启民智，他早年提出的，未来之中国，若欲“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以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事举”[7]——这里所说的“立人”中的“人”，乃是在精神上能独立、人格上有尊严、思想上获得意志自由的每个独立的个体的“人”，而非后来出现的一些意义空泛，虽然号称“民主”，实则本质意义仍为是“为君牧民”的，诸如国民党专制政府常用的“民众”等概念——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要“立人”，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8]——先生所提出的“立人”，完全可与追求人格独立、批判传统与尊崇理性的“启蒙精神”相印证，诚可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阶段”的核心性理念。
　　在以“启蒙”作为时代文化精神背景的影响下，中国近代的思想学术界的不同领域、不同维度，均受到此种文化风气的濡染而各自具有了“启蒙精神”的种种特点。如“五四”以来学术界因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倡导并带动的“整理国故”风气而形成了史学研究的热潮，在当时最具影响和代表性的当属“古史辨”学派，该学派为受到胡适实证主义怀疑方法的指引，由顾颉刚、钱玄同等所发起——其渊源则可追溯到晚清经学的今文派——该学派大胆地质疑和批判了在旧史学界一直当作“信史”的诸如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传说时代”的真实性，并试图把几千年来的中国公认的周公、孔子、孟子等“圣贤”们统统还原为世俗的平凡人。这些极具挑战性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此种立足于理性实证“无征不立”的治学方法论与大胆反思与批判传统的学术特色，无疑与欧洲18世纪启蒙时代前后出现的打破中世纪以来以基督教《圣经》为权威信史观念的“理性主义史学”（以孔多塞为代表） 也有诸多的契合。
　　在中国近代以“启蒙”为主线的时代精神背景下，即使是那些被后来的学术界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的新儒家们，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科学与民主观念的内容——早期的新儒家以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三人为代表，综观他们的思想，虽然因留恋几千年来中国的儒家传统而对当时的西化学风颇表不满，同时也正是在作为当时的主流的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寻找儒家的新出路，最明显的，近代的新儒家们虽然号称“承继宋学”，但已都不再留恋宋明儒学以来形成的那一套颇不人道的礼教道德观，而是更热衷于建构形而上的本体论体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儒学“现代化”的进路。近代新儒家的思想中有一共同特色——即注重“返本”而言“开新”，所谓返本，非仅言固守、守成，而是试图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力量，确立儒学的文化本位，以之统摄和容纳西方新学问。新儒家中在“开新”一面表现的最为明显者，应数马一浮欲建立以“六艺统摄”体系纳入西方文化的构想，而熊十力的传人“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一生都在寻找用儒学融通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路径，也就是他所说的“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努力——通过这里，可以看出，在一种时代文化精神的主导下，即使是完全不同的学术思想，也都会受到其影响和感召。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