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现代主体性完全确立阶段
　　
　　作为哺育现代人的独立、个性和主体性母腹的市民社会完全确立,它与国家处于相对独立、自主的关系之中。共同体被真正的集体所代替,在其中农民的经济主体、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地位巩固。蕴涵着平等自由精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融了在宗法、小农经济环境中形成的等级依附性。社会家庭等外在文化环境以及意识结构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涉及农民的思维模式、政治、家庭、权利信仰以及公平等意识的方方面面。
　　由此,农民的社会环境、交往环境和道德氛围被改观,束缚人们的传统组织消失,农民生活在新的组织之中,农民内心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在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中,不变是常态,经验尤其是老人的经验具有重大价值,对自然的依靠和观察也使得人们将自然规律直接比附社会规律,两种观念的积淀形成了农民特有的模仿和循环思维模式。现代社会信息的及时、全面、市场经济特有的对传统领域的扫荡和变动不居,科技的突飞猛进都向世人昭示:不变是异常,变化是常态。农民传统的模仿和循环的思维模式必然为创新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所取代。土地高度细碎化导致的传统农民 “马铃薯”式的存在方式以及从小在“家长制作风”的家庭或家族中长大,是农民“清官意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市场经济、现代化的信息交流、多种形式的交往方式和社会主义民主大流已经或正在跨越地理和社会生活方式对农民的限制。通过自我组织中介,农民不能代表自己的时代不再。在未来的重大决策中农民的缺席将是不可思议的。在那时,农民代表自己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想不代表自己犹不可能。传统的和谐多子的家庭观念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自我调节和基于家国同构统治者诱导的结果,是以遵守具有强烈等级意味的宗法秩序为代价的,表现为无节制地忍让与顺从,并非自愿,是一种尚未分化的缺乏个性的合群倾向,一味的和谐导致保守。新式农民也崇尚和谐,但取代传统家庭的专制精神的是民主精神,对老人的尊重、感恩是以相互的人格平等为基础的,在家庭和谐和个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生成发生矛盾时,不再迁就前者而牺牲后者。同时,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力具有生产力价值的事实,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则被现实证明已经过时。婚姻被用来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已成为陈腐观念,它将更多地赋予情感享受意义。科技知识的武装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与自然力量的此消彼长,自然诸神将纷纷引退,农民各种合理需要将得到满足,反映各种求之而不得的欲望之神也将消隐,宗教意识留下的空白将由时代精神所填补。传统农民的趋利倾向是自然经济低生产力的条件下满足低层次的温饱问题的生存反应,是在大自然和社会的异己力量面前近乎动物本能的挣扎。这种生存的趋利不同于现代社会中农民对自己正当利益的维护。传统本能的趋利与现代农民对自己所有的权利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平均主义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投射到结果上的反映,也是低生产力下农民获取生存资料的艰难以及对私有制下必然出现两极分化的回应。现代农民以市场经济为动力将加强联系和分工,丰富多彩的个性将取代原始的相似性,生存资料的劳碌获取将让位于生活、发展和享受资料的获得。相应地,平均主义观念将被公平、平等意识所代替。这样,独立的、自主的和自由的饱满的主体性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
　　总之,传统农民主体性发展经历一个漫长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近代起点以前的阶段,农民生活在典型的农耕社会之中,他们守旧、崇古和安于现状,是传统导向的。以传统为主但却有了发展的可能的阶段,历史的世界性的不可避免的潮流,使中国转入了现代化进程,但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被动性特征以及救亡图存成为社会最为紧迫等问题,其转轨只是具有可能性还不具有现实性。以传统为主而转向现实性阶段,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纷纷将目光投向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前者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后者则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的土地革命为代表。启蒙知识分子将具有现代性的知识、组织和技术带到农村,但是在由于制约中国社会根本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尝试尽管极具价值,但多无果而终,影响有限。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土地运动唤起了农民的极大热情,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农民加入这场运动,农民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不能因此对之估计过高,农民参加的首先是一场民族革命运动,里面有多少是旧式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有多少是新式农民的期待这是很难讲的。而重新拥有土地的农民经营方式仍然是传统小农式的。在某种程度上革命是在现代话语的喧嚣下许诺农民土地让他们旧梦重温以获得对方支持双方皆大欢喜的一场浓墨重彩的历史剧,显然革命者初衷可能并非如此,但在千年之久的文化和当时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小农自然经济的背景下,结果只能是这样。现代主体性为主但仍受传统影响的阶段。这是在各种现代化的制度已建立和完善,但社会发展动态的不平衡规律,小农经济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其残余还将长期存在,传统文化中糟粕即使在其经济载体消亡还将持续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现代主体性完全确立的阶段,小农的经济残余最终消失,以其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糟粕最后也退出了思想的舞台。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浸透着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因为它们是农民深层意识的外化和对象化。开拓、创新、以未来为导向的全新农民诞生了,全新的农民的诞生意味着基于自然经济、小农宗法社会中依附的、内倾的和怀旧的农民的终结。
　　
　　注释:
　　①周昆叔《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②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③岳琛主《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④徐凤江《外因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载于《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第28至29页。
　　⑤孙春芝《近代农民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载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17至119页。
　　⑥马昌海《中国近代史(旧民主主义时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37至40页。
　　⑦沙莲香等《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⑧程永奎《近代化视野下的义和团运动评估》,载于《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92至194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