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ve Stages of Peasant's Subjectivity Development
　　Huang Lin, Yan Shengbo, Li Ling
　　(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Yunnan 65310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easants' subjectivity from the tradition to the modernity will go through a very long historical period.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tages: the previous stage before a modern starting point, the stage of traditional subjectivity in nature but in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ment, the stage of traditional subjectivity in nature but been turned into reality, the stage of the modern subject in nature but in traditional influences and the stage of modern subjectivity fully established. At this point, new peasants with a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spirit and future-oriented are born, and the traditional peasants of dependence, conservatism, reminiscence Withdrawn from the historic stage.
　　Key words: peasants; subjectivity; tradition; modernity
　　
　　 一、近代起点以前的阶段
　　
　　随着“三农”问题探讨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农民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热点。迄今为止,对于传统农民主体性发展阶段鲜有论及。本文拟在系统梳理前人和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论证农民主体性发展应至少分为五个阶段,以期从理论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从实践上推进新农村建设。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当从夏商周开始,此时已有了关于农民的记录。与欧洲中世纪实行三圃轮作制相似,西周时期也实行三田制。人相对于自然比较弱小卑微,需求数量巨大的体力劳动,集体劳动也就成为了必然。生产单位那时称为宗或族,一般由一百个家庭组成,从事集体性质的活动,而且农业生产的全面性和多样性与后代农民是完全不同的。以公元前3000年左右为分界点,气候渐渐干凉,温暖期终结,漫长的干凉期开始(周昆叔,1991)。①面对大自然的挑战,要么逃亡,要么革新以应对变化,古人在这两条路上是同时进行的。关于第一条路,早在幽、宣之际,就有一部分西周的统治者迁离关中:召伯南迁汉水以建谢国(《诗·大雅·江汉》),郑桓公携其民东逃于“济、洛、河、颍之间”(《国语·郑语》)。值得一提的、有意义的还是第二条,干凉的气候对于耕地来说是如何保持水分的问题。因此,深耕和多次松土成为必须,铁器的应用至关重要。历史的使命很幸运地落到边陲小国——秦国身上。客观上,其一,秦晋地区饲养的牛马较中原地区普遍,而且它的西北就是游牧部落经常出没的地方,方便了取得精耕农业所需的动力。其二,正因为地处边陲,没有中原文明发达,也就不必背上沉重的礼制包袱。其三,西北的少数民族将西亚的铁传入中原,秦晋得近水楼台之利。主观上,秦朝王室求强求富欲望强烈,加之商鞅为改革摇旗呐喊、身体力行。随着秦国在七雄之战中胜出,秦国模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农民进入一种崭新的自耕农模式——历史上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自耕农模式本身也在变化。如果先前进步动力源于人与自然的矛盾,那么,此后则源自人与地的矛盾。在土地有限而人口增长情况下只能是土地零碎化。西汉每户的平均耕地是46亩,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是2.19亩,每户才10亩左右( 孙达人,1996)。②出现了占有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无田可佃者十之三四(岳琛主,1989)。③因此,糊口成为了他们最紧迫的问题,他们几乎将毕生精力都花在自己不多的土地之上,忙于谋生、淡漠政治,除自然交往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社会交往。先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是人与土地的矛盾推进农民由宗法井田农民演进至五口百亩之家的大自耕农,最后变为占有少量土地小自耕农。在演变的过程中,虽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总体上农民生活在典型的农耕社会之中,他们守旧、崇古和安于现状,是传统导向的。此为近代以前的阶段,这一阶段至鸦片战争结束,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从此开始。
　　
　　二、以传统为主但有了发展可能的阶段
　　
　　中国现代化被动特征源于列强入侵与农民起义或运动。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敏锐的知识分子提出“师以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激发了一部分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在他们的权利范围内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西方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高潮,光绪皇帝被迫实行变法,由经济现代化转向政治现代化变革。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为了自救,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所谓“新政”。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西方文化东渐和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被迫中断自己历史的正常发展程序,从外部接纳、移植或引进现代生产方式、法权体系和文化要素,变更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岳琛主,1989)。④同时,农民起义严重削弱了清廷专制统治,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成员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不断加深认识西学的重要性,“借西法以自强”,由此加速现代化。
　　为学界所关注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以及农民离村现象,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太平天国运动促使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成员加速思想意识现代化,为清政府进行具有现代化的变革提供了机遇,促使清王朝政权结构现代化转变,等等(孙春芝,2006)。⑤但参与太平天国的农民多是迫于生计,在清政府、列强的压榨下,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下不得不揭竿起义。《天朝田亩制度》所宣扬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口号令之深受鼓舞,迎合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不顾起点、过程而只要结果平均的绝对平均主义,这是传统农民的典型心理。其实,《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其仍然是—幅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基本构架的蓝图。为了免受天灾人祸的打击,它试图以政权的力量来使小生产凝固化、绝对化和普遍化,以便制止两极分化和地主的土地兼并,消除工商业对小农经济的侵袭。《天朝田亩制度》不代表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思想意识。它与中国的近代化毫无关系,因为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不管不顾,绝口不谈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 (马昌海,2009)。⑥运动是主体性的外在表现,制度是主体客体化,从中我们不难窥见传统农民主体性之一斑;毫无疑问,反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经环节,义和团运动是自发的民族运动,他们已初具民族意识(沙莲香,1998)。⑦但义和团的反帝与反文明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反帝与反文明之间常处于一种交织状态,“帝国主义”与“西方文明”在这里似乎被划上了等号。中国要实现“近代化”,不反帝不行,但反帝不等于反对西方文明。如果反帝要以毁灭文明为代价,这显然与中国近代化的要求与目标是不相符的,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有害的(程永奎,2009)。⑧按照现代化理论的解释,现代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拉”力,具体表现为城市工商业规模的扩大、新兴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及城乡收入预期值差异的吸引。同时,农村社会经济对农业劳动力又产生一种“推”力,如农业机械的采用及其对农业劳动力的排斥,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农民离村运动。但是,近代中国的农民离村与其说来自于城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力,还不如说源于人口压力和求生本能(彭南生,1999)。⑨总之,传统中国靠自身积累资本主义因素不足以启动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在外患以及由外患引发的内忧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具有明显的被动特征,它不可能从基层尤其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同时,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及这一时期农民离村现象虽然发生在近代其影响也是近代的,但就参与农民的动机、目标和指导思想而言,看不出农民认识运动的意义以及农民本人有哪怕是蒙胧的现代化意识或愿望,其转轨只是具有可能性还不具有现实性,其主体性仍然是传统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