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稳定具有自身质和量的规定性，它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在制度和规范的基础之上，以良好的运行机制作保障，能够与外界互动并能适应外界的变化，整体上保持社会运行的秩序性和连续性，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在动态平衡中良性运转的一种状态。和谐稳定超越了传统的稳定观，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稳定观，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稳急定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形成的科学稳定观，是我们追求稳定的理想目标和最高境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使得中国社会面临许多社会问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有的地方和行业甚至出现了稳定失控的形势，中国“社会稳定指数”年均呈现“负增长”的发展态势，社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稳定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时期的不稳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有其产生的深层动因。
　　
　　一、利益调整的影响
　　
　　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源。马克思说，人们奋斗的一切都跟利益有关。社会的变动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而利益的调整又必然导致社会的变化和某种程度的波动。当前，我国利益格局正在从利益平均化向多样化转变；从利益依赖性向利益独立性转变；从利益稳定性向利益多变性转变。应当说，这场利益格局的调整是极为深刻的。利益的调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一旦社会利益分配缺少合理性，围绕利益的矛盾和斗争就必然带来尖锐的社会冲突。利益调整毫无疑问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为利益调整会打破原来平衡的利益格局，而社会稳定正是社会利益各主体之问利益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破坏了，社会就会出现无序状态，出现不稳定的情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不稳定状况基本上都是利益不平衡造成的，绝大多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利益调整的依据主要是利益主体的能力和利益主体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对于利益主体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有很大差别的，利益调整的结果就会有很大的落差，利益的差别必然带来利益矛盾，而矛盾的积累会产生社会的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利益调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社会分化程度增强，而这又极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分化程度极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高度整合，国家和社会被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一种刚性的封闭的社会结构。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新型阶层被不断地分化出来，他们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不同阶层所拥有的利益可以说千差万别，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并存，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得利益者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失去利益的那些阶层又想追回自己的利益，这就必然引发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围绕个人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尖锐化、复杂化，从而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分化的加快必然促进社会流动，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同样息息相关。如果社会流动是开放的、有序的、制度化的，每个人都有成为精英的机会，社会的不平等呈现出流动性、均散性，那么社会冲突爆发的强度和烈度就会得到相应的稀释。相反，如果社会结构僵化，没有弹性，不平等呈现出世袭性、累积性，那么就必然加剧社会底层的冷漠和怨恨，产生高犯罪率和不同形式的反抗，使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面临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社会流动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迁徙、大流动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优化了产业的结构，提升了农民的素质，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流动还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无序性，30年来城市人口从1.7亿扩大到6亿以上。一般来说，人口在地理上的无序流动和盲目集中，不仅增加刑事犯罪和黑社会组织，而且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对政治体系的干扰信号也会增多，容易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二、贫富悬殊的隐患
　　
　　计划经济时代，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色彩依旧非常突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维持了社会的低层次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多种分配方式的构建使得社会财富分配向强势群体倾斜，出现了比较大的贫富悬殊现象。历史规律表明，在恒穷或者恒富的情况下，社会都会比较安宁，而一旦出现贫富不均特别是贫富悬殊时，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因此，贫富悬殊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国际上通常以基尼系数和欧希玛指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水平。改革开放之后的基尼系数呈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中国城乡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2007年达到了0.48。短短30年时问，中国已经由收入分配过分平均的国家变成了收入分配过分悬殊的国家，中国收入差距之大确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贫富悬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危机，社会认同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一个社会对其执政党和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出现了认同危机，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形。而社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严重的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规则，使公众失去对社会和政府的信心和责任感，产生剥夺感和疏离感，容易引发对社会的不满、敌视、仇恨和报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张的主流价值观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社会的一些规则规范得不到人们的认可，特别是不少社会成员认为党和政府只是代表了少数富裕阶层的利益，因而很难与党和政府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政府的权威性程度不同地被削弱，社会的稳定就面临新的挑战。贫穷也积累反社会的异己力量，由于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处在社会底层的社会力量极有可能变成社会的对立面，而在政治体系之外与政府唱反调。当前，我国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受到社会冷落、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感到了生存的巨大压力，尤其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所得到的与所付出的反差很大，这会促使部分农民工形成仇富心理，并且把对富人的恨自然而然地转移和发泄到政府身上，很可能走上反社会反政府的道路，而成为反社会的异己力量，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失去了可靠的保证。分配本来是经济行为，但是分配又具有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分配不公往往引发社会的非理性行为，导致社会的混乱。因为分配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同时还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尊严、政治地位，应得社会财富的无理剥夺首先会激化人们的埋怨情绪和不满心态，继而会引发人们的非理性行为，这对于_社会稳定来说确实是一大隐患。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