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篇幅限制，表3并没有报告政府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最优消费规模，但本文的估计结果表明，不同区域政府消费均显著地为生产性的，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随政府消费规模的扩大而减小，不同区域政府最优消费水平均为6％－8％左右，而且其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布与政府一般财政支出规模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布基本相同。
　　5.本文估计结果与现有文献估计结果的比较
　　由于本文是国内首次运用理论模型对不同区域中国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进行经验估计，因此，在不同区域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平均最优规模方面，没有可供比较的先例。
　　孙群力(2006)利用1978－2004年中国分省数据对省级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和最优政府消费分别为GDP的10.6％和10.2％。显然，从表1的数据来说，本文的估计结果与孙群力(2006)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自如下几个原因：一是本文运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而孙群力(2006)则统一地选择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本文检验结果表明，利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模型更好地拟合了经验数据。二是本文对异方差性和内生决定性进行了权数校正，因而消除了有偏性和同时决定性问题。本文曾利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与孙群力(2006)的估计结果基本相同，但这是有偏的，因为存在异方差性问题。三是本文的模型解释了人均经济增长率变异的36％和35％左右，即本文中校正的R²为0.36和0.35左右，这是比较符合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状态的；而孙群力(2006)的研究中，模型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率变异的97.8％，即R²为0.978。一般而言，只有在时间序列模型中，才能得到这样高的R²，而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国内外大量文献，发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从未获得过如此大的R²。四是从分区域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平均值与政府财政支出平均最优规模的关系方面来看，本文的估计更为合理。因为当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作为统一的样本进行估计时，由于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规模远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各自的平均规模，同时，西部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和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又远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各自的平均速度和水平，因此估计出来的最优结果必然低于总体样本的平均值；而当将不同区域分开进行估计时，消除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逆向关系，因而得到东、中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接近于其平均规模的结论，这是符合经验的，也符合统计推断规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Barro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借鉴Karras经验估计方程，运用人均变量模型和1978－2005年分省统计数据，对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平均最优规模与政府消费平均最优规模进行了经验估计，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是生产性的，即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
　　2.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显著地小于l，说明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没有处于最优状态，而是规模过大。
　　3.经验估计没有拒绝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不依赖政府一般财政支出规模的原假设，说明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与一般财政支出规模有关。同时，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均显现出随其规模扩大而缩小的效应，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过大。
　　4.本文估计的中国地方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分别为人均GDP的7.0％和4.1％左右，均低于样本中的平均值。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5.本文估计的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与孙群力(2006)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本文的估计更为合理。
　　6.本文首次估计了分区域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结果表明，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经济效应与不分区域时的情形完全一致，但政府财政支出与消费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一般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分别为11％、10％和7.5％左右，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状态相似的阶梯型分布结构。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为了提高中国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方面的作用，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压缩政府规模，提高政府运行效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优化政府支出和消费结构，提高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水平；加强政府预算管理的制度建设，实施绩效管理，加强绩效评估，增强政府支出的透明度，规范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消费行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不同区域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彻底改变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千篇一律而不考虑地区特征的传统政策。
　　一个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是一个动态的变量，而不是一个静态变量。此外，政府最优规模的估计与估计的技术方法以及数据的可靠性密切相关。随着估计方法的改进和数据的进一步完善，人们将得到不同的政府最优规模的估计。受历史数据与方法的局限，本文的估计只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而不是关于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的确定性结论。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分析为什么不同国家、不区域政府最优规模存在重大差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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