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程(2)主要估计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最优规模。估计结果表明，各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解释了GDP增长率变异的36％以上；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分别为7.0％和4.1％，远远低于样本中的平均值14.26％和12.47％。从统计的角度上说，这一结果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各种统计上的标准均不存在问题(见表1)。从实际的角度上说，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最优水平小于样本中的平均值，也是正常的，因为样本中平均政府规模并不一定就表明这一政府规模是最优的，或者说，就表明政府边际产出等于1，否则人们就可以根据政府在某一时期的平均规模来确定最优规模而不是根据理论来确定最优规模了。
　　方程(3)是对政府规模的另外一种估计，即假设地方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支出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方程(3)的估计结果表明，从总体上说，该模型在拟合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方面效果不错。具体表现为：除劳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占GDP之比率的平方项乘积在统计上不显著外，而其他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显然，方程(2)和方程(3)估计出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非常接近，但对政府消费的平均最优规模的估计存在一定的差距，方程(2)的估计为4.1％，而方程(3)的估计为5.6％。这种差异可以从政府边际产出与政府消费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方程(3)估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消费与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在不断地调整之中，政府支出的范围与政府消费也在不断地调整之中，特别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部门或非国有经济也在不断发展，而非国有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要远远大于国有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或句话说，非国有经济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国有经济的效率，而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效率条件，既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效率，也依赖于市场经济或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效率。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增长与政府部门效率之间不一定是线性的，因此，政府部门的边际产出与非国有经济的边际产出之间可能不是线性关系。
　　方程(3)的估计还表明，政府一般财政支出方程并没有拒绝政府服务的边际产出不依赖于政府规模的原假设，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依赖于政府规模，由于参数6　　4.分区域中国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经验估计结果
　　前面的估计中，虽然在模型中设定了代表个别省份特征的哑变量(dummy variables)，进而考虑到了不同省份的不同特定特征，但这只是为了消除异方差问题。由于中国大陆地理范围非常广阔，东西南北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文化观念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地方政府总的平均最优规模并不能很好地揭示不同区域背景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地方政府最优规模的差异。获得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不同区域的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以便显示出不同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最优规模的影响，能够为地方政府的改革和规模设定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因此，估计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规模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更具针对性的实践意义。
　　遵循近年来中国区域研究中人们普遍运用的划分准则，本节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并利用前面的经验模型分别检验关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方政府规模经济效应假设，并估计其最优平均规模。
　　为了便于比较和说明，我们先给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2)。表2显示，不同区域间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按东、中、西部地区的顺序依次上升，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反向相关关系。
　　表2总结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最优平均规模的经验估计。从估计结果来看，分区域估计地方政府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最优平均规模，与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作为统一样本进行估计，从显著性水平的角度上说，要更优越一些。表3表明，各种不同模型不仅在整体上非常显著(F＝0.000)，而且不同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得到了 提高。这说明，分区域估计地方政府规模，能够更好控制区域特征变量。从另外的角度上说，区域特征变量对政府规模的经济效应与最优平均规模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与不分区域的样本估计结果(表1)相同，三个区域的政府活动均为生产性的，因为检验结果均拒绝了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MPG)等于零的原假设，而且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为正。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政府规模的检验结果并没有拒绝MPG=1的原假设，这表明东、中部地区的政府规模较为适中，既不过大也不过小；但西部地区政府规模的检验结果则拒绝了MPG=1的原假设，而且MPG<1，说明政府支出规模过大。在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是否依赖于政府规模方面，三个区域显示的结果也不同：东、中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拒绝了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不依赖于政府规模(6=0)的原假设，同时，由于显著地有6<0，这说明东、中部地区政府边际产出随政府规模的扩大而减小；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并没有拒绝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不依赖于政府规模(6=O)的原假设，同时，由于参数6在统计上不显著且为负数，这说明西部地区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也表明，西部地区政府规模与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之间的线性关系也不显著。
　　三个区域的平均政府最优规模显示出一种阶梯型结构：东、中、西部地方政府的平均最优规模分别以11％、10％和7％为中心。东部地区平均政府最优规模的两种估计结果[表3中的方程(5)和方程(6)]非常相近，分别为11.3％和11.94，这表明东部地区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规模之间线性关系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政府最优规模的两种估计结果存在较大的差距，表明这两个区域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规模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或者说，这两个区域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对比表2和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东、中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与平均值非常接近，而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平均最优规模要远远小于其平均值。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Armey效应，即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结构，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