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经验的角度检验关于政府支出是否为生产性支出的各种理论，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如同理论观点一样，经验研究结果亦显示出重大差别。Landau(1983)、Engen与Skinner(1991)、Folster和Henrekson(2001)以及Dar和AmirKhalkhaili(2002)等发现，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负相关。他们的解释是，一方面，政府规模扩张具有经济增长的递减效应，政府规模过大，即超出某个临界点，将产生挤出私人投资的效应，因而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另一方面，政府规模扩大伴随着政府无效率支出的扩大，因而扭曲资源配置的效应随之扩大，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受到阻碍。
　　经验证据的另一种结果与上述正好相反：人们在不同的样本中发现政府规模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即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正相关。Ram(1986)、Kormendi和Meguire(1986)的研究发现，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他们的解释是，政府规模扩大强化了政府的私人产权保护功能，公共支出激励私人投资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政府规模扩张扩大了公共物品的投资，进而改善了私人投资环境。
　　上面总体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研究政府支出的不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利用政府规模的不同测量指标来讨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同样自相矛盾。利用“政府消费支出／GDP'’与“政府投资支出／GDP”作为政府规模的测量指标，是最为普遍的政府支出结构的分类方式。Grier和Tullock(1989)、Aschauer(1989)、Barro(1991)等发现，政府投资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在总支出中的比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而政府消费性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率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或其增长作用很小，即经济显著性或实际显著性水平较低。Lin(1994)利用“政府消费支出／GDP”与“政府非生产性支出／GDP”作为政府规模的指标，发现两种规模在短期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影响，但政府消费支出不如政府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Huhen和Schwab(1991)、Munnell(1992)以及Gramlich(1994)研究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投资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确定；De－varajan等(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在总支出中比例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Vedder和Gallaway(1998)将政府规模分为五种类别，分别研究每种测量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率与政府净投资支出占GDP的比率存在Armey效应，而其他类型的政府规模不存在这种效应。Gwartney等(1998)的研究表明，政府规模的各种不同指标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
　　即使发现政府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影响，这种影响在程度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政府层次越低，政府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越小。Holz-Eakin(1988)、Aschauer(1989)以及Munnell(1992)等均利用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不同函数形式，估计出的公共资本对私人部门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非常大，产出弹性达到约0.40以上。这意味着，给定公共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公共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60％，即公共资本存量增加一个货币单位，将使产出增加0.6个货币单位。而利用同样方法和样本估计的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大约为30％。正是基于这一观测，Aschauer(1990)指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导致的GNP的增长，是私人投资增加导致的GNP增长的2－5倍。”在地方政府层次上，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大约为0.15，相当于全国层次的一半；在市一级，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却只有0.08，只相当于地方政府一级的产出弹性的一半。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确定关系，使得人们识别政府不同支出是否一定为生产性的努力，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利用不同时间和国别的样本，甚至同一国别不同时间的样本，所得到的经验结果并不一致。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关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另一种猜测。即不论政府在哪一方面支出，都存在庇古效应，即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存在一个公共物品的社会边际效用等于赋税的社会边际效用损失的点。Vedder和Gallaway(1998)、Sheehey(1993)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而且Sheehey(1993)利用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当政府规模(政府消费支出／GDP)小于15％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当政府规模大于15％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Armey(1995)利用拉佛曲线(Laffer curve)来描述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Vedder和Gallaway(1998)对这种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是不对称的，并将这种不对称关系称为“Armey曲线”(Armey Curve)。“Armey曲线”表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这表明，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人们可以找到使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的最优政府规模。Ved－der和Gallaway(1998)利用美国1947－1997年的相关数据和二次项回归方程，估计出此间美国政府的最优规模为17.45％。
　　Karras(1993)最先利用18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对Barr0的政府规模内生决定模型进行了实证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样本中代表性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约为GDP的20％。而后，Karras(1996)利用118个国家的数据再次对巴罗模型进行估计，经验估计结果为：非洲国家的政府规模过大，亚洲国家的政府规模过小，而样本中其他国

家的政府规模为最优或适度；样本中各个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23％，OECD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14％，而南美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33％。Karras(1997)估计的欧洲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16％。Aly and Strazicich(2000)运用Barro模型和Karras的方法，利用1970－1992年的数据估计了海湾国家的政府规模，结果表明，海湾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GDP的12％。
　　上述这些国际经验证据表明，不同国家政府的最优规模大相径庭，不同国家政府的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差距也各不相同。虽然探索不同国家政府最优规模不同的原因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研究中国地方(省级)政府最优规模，以及不同区域省级政府最优规模，对于理性地控制地方政府规模、最大化地方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国内学者对政府最优规模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现有文献表明，马拴友(2000)最早将巴罗模型和克拉斯方法介绍到国内，并利用1979－1998年中国政府消费的年度数据对中国政府最优规模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最优规模为GDP的26.7％。马树才和孙长青利(2005)运用中国1978－2000年的预算内财政支出以及预算内外财政支出之和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Barro模型和Karras的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中国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为GDP的21.2％，预算内外财政支出之和的最优规模为GDP的24％。孙群力(2006)利用1978－2004年中国分省数据对省级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平均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和最优政府消费分别为GDP的10.6％和10.2％，均低于GDP的14.14％和12.35％的实际平均水平。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