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对粮食增产的压力,导致集体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升级。统购统销后,为保证最大程度地控制农业剩余,国家对农业剩余采取“倒定额提取”的分配方式,集体留粮不超过3-5%,超出部分由国家超购{17}。1952年农民人均消费粮食为222公斤,1978年为248公斤,20多年里农民口粮仅敷生存。实行“三定”后,把农业生产、加工和流通纳入国家计划,有些农民在应付完征购后,家里实在不够吃,出路只能是加入初级社,这样可将征购负担转嫁给集体,因为国家给合作社以减免定额的优惠政策{18}。但初级社不愿接受贫困户入社,影响了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这成为初级社往大社发展的动机{19}。而初级社20%的土地报酬等于农民多留粮20%,遏制了国家对粮食需求的持续增长。为此国家对土地报酬率一降再降,1952年土地报酬占农业总产量的20%,1953占17%,1954年占15%,1955年仅占7%。为防止出现苏联农民把牲畜吃掉和毁坏农具的教训,政府对牲畜和农具采取了作价入社的规定。针对为何土地不作价的质询,廖鲁言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答复,土改后土地面积大致相同,没有作价必要,只要高级社发展了生产,农民会赞成此举,另外允许退社{20}。政府通过减少征购粮,压低地租率,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等一系列策略,完成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升级。入社的头一年,为增强高级社的吸引力,又采取了少购多留的策略,以保证80%的社和75%的社员收入比初级社有所增加。高级社的实质是把农民参与分享农业剩余的地租和投资率拿到国家手里来,而向高级社升级还涉及到国家对城乡社会人口迁移进行管理的需要:一是要照顾初级社不管的老弱孤寡的生活;二是妇女参加劳动,参与分配人数增一倍;三是高级社的分配制度完全学习苏联的按劳动日取酬和工分制,16岁以上方有入社权,分配权也一模一样。苏联农业收成没有中国这样严重,它除了实物分配之外,还可以按月预支劳动日报酬,后来发展到国家保障的工资制。中国农民只能麦秋两季预分,年终一次结算。如果16岁以下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无权参加分配,不仅会造成贫富差距,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不能吃饱,生存受到威胁,影响农村稳定。“我国大多数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劳动报酬,还不能够保障农民全家的生活需要”{21}。一旦吃不饱,社员就会以此为由要求退社,收回属于他原有的土地,或单干或吃地租,高级社将有崩溃之虞,这样初级社也将不稳定,且连带统购统销的失败。社教和反右运动后,退社之路被堵死,高级社只能往上走,穷社与富社的合并在实践中演变为穷社共富社的产。这些问题还不足以导致根本性差异,真正导致高级社与苏联农庄歧异的是两种体系的贸易流通机制,这在中国集体化史上尚未展开深刻探讨:与集体农庄相比,高级社不是一个耗散系统。高级社后统购统销几乎覆盖到所有农副产品近200余类,最高达222类{22},而苏联的义务交售大不相同,它只是对谷物、畜产品和奶类等十余种产品实行低价收购,对经济作物则实行市场交易。苏联一直保留城镇和农庄的农贸市场,农民可以往城市长途贩运农副产品,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所得收入不征农业税。1932-1940年交易额增长了2.9倍,战后1950年比1940年增长了63%。高级社则关闭了农副产品市场,直到1985年才放开长途贩运,几乎所有产品只能低价卖给国家。从耗散结构理论看,高级社是一个不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平衡态系统,其内部是一个仅能满足生存的自给性生产单位(这也要靠5-10%的自留地),而扩大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其规模又太小无法进行有效资源配置。这使它和能够与外界进行产品交易的初级社不一样,和能够进行多种经营、靠内部交换可完成自身微循环的人民公社也不一样,和可以进城长途贩运农副产品的集体农庄仍不一样。可以设想,如果高级社没有很快升级到更高一级的大社,它也会垮掉。当并社的资产分尽时,只好并入更大的社,大社竭尽时,再升级到人民公社,公社也是一个平衡态系统,也会耗尽能量,只好往县联社和县社升级,直到转为地方国有,被政府纳入计划,这就是不断升级的内在动力。连毛泽东也诧异为何农民升级所有制的热情这么高,“农民现在是第一,而工人变成二哥了”{23},实际它只有不停地升级才能延长生存。后来富队竟也乐得被共产,因为继续升级下去的逻辑就是转为国有,有国家兜底发工资就不怕被共产。直到最后毛泽东明示“人民公社除了粮食以外,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24}。明确了国家不可能为升级兜底,也兜不起这个底,这种零和游戏的升级立刻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跃进就是一种经济版的苏东巨震,中国提前把震源的能量释放出来,并向“工农业并举”的模式转型。虽然苏联的集体农庄可与外界进行贸易交流,但整个国家经济系统却被单一线性计划支配,相当于并入一个巨大的高级社。这个巨系统同样会因无法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最终也将崩溃,只是时间延长而已。“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学含义就是使调整后的生产队成为一个耗散系统,能够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远离了平衡态。这里关键有二,一是可以进行商品生产,与国家进行等价交换。二是队与队之间、队与社之间、社与社之间也进行等价交换。如果在线性计划下搞家庭经营,经济会崩溃更快。计划经济的边际经济单位越大越不易崩溃,而市场经济的边际经济单位越小则越有效率,坏事变成好事,中国戛然中止了线性计划下的集体制升级,从而避免了经济崩溃,苏联却因为城乡经济高度线性化和均质化而走向崩裂。中央全会总结了建国后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逐渐摸索出一条工农业并举发展之路。在国家无力负责农民医疗、教育、养老、社保等福利情况下,集体负担了老弱孤寡的生活保障和社员的福利,这是公社时期“人七劳三”分配体制的由来,也种下了公社效率一直低下的种子{25}。二元城乡体制下的“工农并举”模式与苏联的“先挖后补”模式开始分道扬镳。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变迁逻辑
　　
　　细究我国80年代初农业超常增长的数据,可以发现,1978-1984六年农业增长中,1979-1982年这三年时间里主要仍实行生产队核算体制。1981年底全国包干到户核算单位只有38%,包产到户核算单位为7.1%,1982年夏包干到户新增30%,包产到户新增4.9%{26}。但1979-1982年粮食即已迅猛增产,且经济作物增产超过了后三年{27}。这说明造成前三年农业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提价因素所致,而后三年在构筑向商品经济转型、更重效率的家庭经营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时,国家将“倒定额提取”机制改为定额上缴机制,它使剩余分配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本义是重新界定国家和农民对农业剩余的分配比例,确立新的剩余分享结构。六年农业增长集中体现了计划与市场在农业增产中的复杂作用机制。前三年变革来自陈云的“让农民喘口气”,主要是采用计划体制下提高价格的办法,基本是对苏联超购加价的简单移植,后三年市场取向的产权重组则转向市场取向的激励机制{28}。两种办法指向一个主题:工农业并举下的等价交换。二者将计划经济下加大投入和提高价格的“好”的计划机制与市场经济下不同所有制平等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好”的市场机制在特殊时期结合起来,铸就了80年代农村经济的大好局面。但1985年后的价格改革首先偏斜了工农业并举这一“好”的计划机制,强化了计划对农业的抽吸机制;90年代国有企业的亏损,又以行政办法倾斜了等价交换这一“好”的市场机制,代之以压制乡企发展、工业品大幅涨价的不平等交换机制,这是进入90年代城乡二元结构没有随着市场化环境而消除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