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与“三农”问题密切相连。作为实施追赶工业化的国家,中国采取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的以提取农业剩余来筹措工业化资金的发展模式①。到1978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约6000亿元的原始积累,约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1/3②。改革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城市化水平增长较快,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才达到45%。未来十几年城市化快速发展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变革。学界通常认为,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与计划经济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国家为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通过压低资本价格、能源和原料价格,把重工业发展的成本转嫁到了农业部门和农民身上③。的确,中国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通过统购统销、集体制、二元户籍等制度,建立起一套异于城市发展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得以较低成本获得工业化所需农业剩余(即工占农利)。随着重工业化初步完成和经济转型,1978年国家调整了传统农村管理模式,推行了家庭经营、农产品市场化、发展农村工业的路子,继而又向村社体制和低价征地、开放农民进城等模式转变,发展路径几经转变,但二元体制框架却维持下来,城乡分治的局面没有转变。60年来,城乡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到承包制的家庭经营,变化殊深,但在国家与农民的实质关系也即国家整体利益与农民局部利益的处理上,二元式管理却没有出现主流学派所认为的市场经济会逐渐改变城乡利益格局,开放、竞争、自由的市场体制注定会消融城乡间的差距,最后转变为城乡一体化格局,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没有验证这一假设④。
　　
　　二、计划经济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产生背景与比较
　　
　　计划体制下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90年代学界有一个大致结论,即从苏联计划模式借鉴而来,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认识。虽然在计划体制下,中国借鉴了苏联的义务交售、二元户籍管理以及集体所有制等农村社会经济管理的基本内容,但它们还是有一个重要差别,这一差别几十年来素为学者们所忽视,而正是这一差别,导致初期几乎是全盘借鉴苏联农村管理模式的中国农村体制有了自己的内容和发展、演变的逻辑。这种差别就是:中国诉诸于农村集体制的逻辑与苏联根本不同,中国的二元户籍制虽然也是从苏联借鉴而来,但是中国的户籍管理却具有自己的特点。
　　苏联强力实行集体制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交售粮。1926年苏联工业投资急剧增长,粮食严重匮乏,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超工业化”方针,主张用搜刮农业的办法保证工业的高速发展⑤。斯大林起初不同意,认为忽视农业利益就不能推动工业化⑥。但随后二年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粮食收购量比1927年还少210万吨,城市被迫实行配给制,工业设备进口也随之减少。作为政治家必须当机立断解决实际问题,最后斯大林动用征粮队,强行向富农征粮才完成任务,斯大林发现集体农庄的粮食商品率为30-35%,国营农场为60%,而个体经营仅为12-15%⑦。他认定靠工业自身的积累不能满足迅速扩大工业固定资产的需要,必须动员国内一切力量,吸收其它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的资金,从中提取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随后他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贡税论”,决定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加快积累,并于1929-1934年实行了全盘集体化,粮食商品率从1928年的15%上升到1934年的40%,工业产值从1927年的52%上升到1937年的77.4%, 1940年更上升到86%,短短十几年赶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路程。据说提出利用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工业积累的鼻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没有设计出在市场上如何实现剥夺农民的方法,当他看到集体农庄这一形式后,感慨到“集体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并承认他没有想到这一方法⑧。
　　中国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并没有采取苏联式的强制措施,而是运用了政策、技巧和经济刺激,如物质奖励、信贷优惠、优先安排合同等经济手段来铸成这一新的经济形式。中国集体化研究权威Vivienne sheu 不承认国家运用强力逼迫社会就范,“中共使用了比土改还要娴熟的技巧去引导农民,农民始终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客体”⑨。1953年“一五”计划后,基建投资比上一年增长75%,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30%,工业建设亟需大量农产品作原料。同期2000万青壮劳力进城,相当于增加了5000万人的粮食消费,供求矛盾突出,粮食销量由1952年的467.8亿斤升至1953年的613.2亿斤,造成粮食紧张。这个情况与苏联启动工业化建设初期相类似,也只能采取类似办法对粮、油、棉等实行统派购。统购统销首先要确保种植面积,由此把农业生产也控制了,结果农民被卡死,只能往集体化道路上走,成为计划经济的重要引擎⑩。
　　苏中相继实行农产品低价征购,反映了追赶型工业化的内在规律,以往学界多注意到二者的类似功效,却忽略了两个重要不同。一是国家处理农民和市民的利益博弈方式不同。苏联五十年代完成工业积累后,即开始由工业“回补”农业的措施。赫鲁晓夫时期取消义务交售,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倍。勃列日涅夫时期实行超购加价50%,连续五次大提价,完成计划的农产品可以自由出售,大大提高了集体农庄的盈利率,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10多倍{11}。庄员月工资由1965年的51.3卢布增至1983年的138卢布,与城市职工月工资比为1:1.3{12}。此举将义务交售时期重工轻农的偏斜机制基本扭转,没有出现工农业间利益关系固化,对农民挖得狠补得也实。中国在80年代也出现价格倒挂现象,财政补贴从1978年的11.14亿元上升到1984年的201.67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2%{13}。如何处理倒挂失衡呢?中国的做法是,首先市民不能负担,只好由农民和政府负担,而政府又不能负担太多,那最后只好由农民尽量多负担。办法就是尽量延长低价收购政策,宣布农产品合同属于国家任务,必须完成。如1985年的农产品合同收购,实际是把财政包袱推给农民,统的一块直到1990年仍保持了55%的比重,虽然已向市场经济过渡,但一遇粮食紧张或工业原料匮乏,政府就通过行政手段以低价收购来保城市和市民。如1994年的定购粮“保量放价”改革,本拟终止实行了40年的低价收购,不料年底粮价突然上涨并引发通货膨胀,国家只得再次牺牲农民利益,强化粮食合同定购,对价格和市场进行控制和干预,恢复粮食垄断经营。这种粮食一紧张就实行价格管制,充裕时就以市场化为由甩包袱的做法,在苏联计划体制后期基本是没有过的。第二个不同则是中苏集体制内在取向的重大差异,此差异带来的理论问题素被人所忽视:苏联是在集体化后依靠义务交售制获得商品粮的,其建立集体农庄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交售粮。中国的集体化进程与苏联正相反,在集体化之前就通过统购统销解决了粮食供应。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集体化的动力仅仅是为了降低统购统销的成本吗?其实合作社也能把成本降下来。背后原因在于,除考虑统购成本外,政府更注重它的增产效能。陈云说:“把一亿多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14}毛泽东说:“我们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一年比一年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问题,苏联用有计划地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15}如果说苏联人偏重于依靠农业机械和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的话,那么当时靠天吃饭的中国人,只能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多做文章。“中国的情况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苏联。首先最重要的,1957年中国人均产量只有1928年苏联的一半,粮食产量是人均290公斤比566公斤,植物油产量是人均1.7公斤比3公斤。因此,苏联能够讨论如何保证最适当地支配稳定的农业剩余,中国则必须研究一种办法生产并增加这种剩余,然后做到控制其分配”{16}。中国对集体化增产效能的重视,成为集体化不断往更高一级生产关系过渡的动力。察循这一区别,或许会揭开中苏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演变的内在逻辑。 三、集体制不断升级怎样影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逻辑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