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Microfactor Affecting RuralHouseholds’ Desire for Inflow or Outflow of Their L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Spot Survey on Wenzhou Countryside
MIU Laishun
(Chinese Communist Wenzhou Committee Party School, Zhejiang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Sampling investigation is conducted on 12 towns and villages of five cities (districts) of Wenzhou which is the National Pilot Zone of Rur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and the microfactor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s’ desire for inflow or outflow of the operating right of their contracted arable land is analyzed b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sis for successful transfer of the operating right of contracted rural arable land includes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income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for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xperts, thus, coerciv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 the area with lessdeveloped economy will result in the opposition of local rural households or even strong opposition.
Key words: operating right of contracted rural arable land; rural land transfer; rur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the desire for the outflow of rural land; the desire for the inflow of rural land;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transaction cost;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gricultural business scale
一、引言
理论上讲，在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的基础上增加转让权，使土地的产权更加完整，也为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配置资源奠定了微观的产权制度基础，从而为消除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实现城乡优势互补，统筹城乡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在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哪些因素影响农地流转？农户意愿进行农地流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不同农户对农地流转的诉求有何不同？等等。如果不厘清这些问题，一味地追求农地流转率或强行推进农地流转，势必会伤害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增加他们的抵触心理，不利于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资源整合，影响农村耕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进而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对“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温州的实地调研分析，研究影响我国农户流出和流入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微观因素，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和建议。
缪来顺:影响农户农地流出和流入意愿的微观因素研究
之所以选择温州进行研究，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因：一是温州市探索农地流转制度时日已久，当地村民对农地流转有深刻体会，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事实上，早在1986年，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农民就开始从其他农民手中转包农地；之后温州市11个县（市、区）纷纷进行在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变、双层经营体制不变“三不变”前提下的农地流转尝试。经过二十多年的试验，温州各地农村居民已熟知农地流转制度。二是温州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率是指农地流转面积除以总耕地面积再乘以100%所得的比率。 较高，这是研究农地流转的先决条件。截止2011年1月，温州市农地流转率为37.1%，流转耕地面积达744 261亩，涉及流出农户449 809户，占农户总数的30.8%数据来源：温州市农业局。 。温州市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是转包和出租，分别占总流转面积的51.6%和42.1%。从温州市各县（市、区）的农地流转率来看，乐清市、龙湾区、鹿城区、瑞安市、瓯海区的流转率较高，分别为57.3%、51.5%、46.2%、40.9%、39.0%；洞头县最低，只有0.3%这可能与洞头县是海岛县有关，该县耕地十分稀缺，全县只有10 198亩，并且分布较散，耕地流转的实际意义不大。 ；其余县的流转率都超过25%（见表1）。表1温州市农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二、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
研究农地流转的文献较多，综合相关文献，学者们认为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交易费用、农户的主体因素、社会保障等。
1.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许多农户放弃或部分放弃农业耕种，从事非农产业，这从供给上为农地流转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而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难以为农业经营大户提供足够的土地资源，这从需求上为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马晓河 等，2002）。金松青等（2004）通过对农户的调查，证明了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为农地流转提供了主要的驱动力。就农户而言，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农户对经营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下降，为农地流出打下了市场基础（姚咏涵，2001）。而土地要素利用效率低下加速了农地流转(史清华，2005)，只要从事非农产业的边际收益大于务农的边际收益，就能诱发农户流出土地（徐旭 等，2003）。对于那些经济较落后、农业收入是农户主要收入的地区，推行农地流转是值得怀疑的（贺振华，2003）。陈和午等（2006）通过对福建和黑龙江两省农户的调查研究，认为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率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
2.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是达成一项交易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合约费用、执行费用、监督费用等。周其仁（2003）指出产权和制度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需要明确的产权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Brekke et al，2000）。由于我国农地市场发育较迟，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特别是转让权受到不少限制，土地的价格难以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农地转让的收益将在不同程度受到侵蚀（钱忠好，2002）。我国农地承包者只拥有部分产权，集体所有与承包者之间的产权划分、责任义务的界定不够清晰，产权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搭便车”行为，使农地流转缺乏内在动力。土地确权与登记、土地信息系统、地价评估系统、土地交易纠纷处理系统等被认为是降低交易费用，建立有效市场的关键要素（Claudio，2006）。土地的细碎化使每个农户农地流出的面积极为有限，这意味着农地流入方要面对大量的散户进行谈判，谈判的边际成本呈递增态势（Brekke et al，2000）。而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与初始细碎化的分割，使流入方要实现规模经营，必须通过土地置换来解决，从而产生所谓的特殊的匹配成本（王兴稳 等，2008）。(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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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户农地流出和流入意愿的微观因素研究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缪来顺 发表于：2012-08-21 20:11 点击：次
【关健词】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农地流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地流出意愿
对“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温州市5个市（区）下辖的12个乡镇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流出和流入耕地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微观因素，结果表明：农户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农收入比重的提高、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建立、农业经营能手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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