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讲，朱子上面的回答并不令人信服。既然理是体、气是用，那么就应该是由理来决定气而不是相反；再者，不管气是何种形态，只要理是同一个理，又何来理亦随而间隔之说？ 朱子对气质之性的界定完成了他对人性差异
严格地讲，朱子上面的回答并不令人信服。既然理是体、气是用，那么就应该是由理来决定气而不是相反；再者，不管气是何种形态，只要理是同一个理，又何来理亦随而间隔之说？
朱子对气质之性的界定完成了他对人性差异性和等级性的预设。他说：“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有那气，生一个人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2］2686很显然，坚持人性差异性的朱子断然不会同意象山所坚持的生而平等的人性观。在“本心”面前，象山认为人人平等地拥有一个相同的“本心”，在“发明本心”的过程中，在完美人性的回归之途中，只有是和非的差异，并不存在高低、尊卑的区别。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4］483在此，象山认为“本心”是一种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绝对存在，也是人性和道德的本源；其在宇宙为一，于古今为一，具有唯一性。因而，这唯一的“心”还为每一个人所拥有，不分圣、凡，不分贵贱。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4］149“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4］4他说：“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耳，故曰‘周公岂欺我哉’？”［4］13这样，象山坚定地赋予了人们在道德起点上的平等性。
正是存在着对人性认定的差异，朱子对象山的人性生而平等的看法颇有微辞。朱子说：“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功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性。”［2］2688又曰：“从陆子静者，不问如何，个个学得不逊。只才从他门前过，便学得悖慢无礼，无长少之节，可畏！可畏！”［2］1338更进一步，朱子不但认为象山错了，而且还认为其害甚大。他说：“他（指子静）学者是见得个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说，实是卒动他不得，一齐恁地无大无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若我见得，我父不见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见得，便是兄不似我。更无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后世，即今便是。”
三、功夫论之异：道德修养进路的内求与外索
从人性的起点出发，朱子和象山提出了“内圣”功夫的不同方法。朱子主张格物致知、知先行后，象山主张发明本心，尊德性而后道问学；朱子主张向外探索，做加法，进行量的积累，知众多分殊之理而最终明一理；象山坚持向内寻求，做减法，通过逐层剥落而直达本心。
“朱熹与小程一样地认为，人之成德，是在认识的基础上才可以确立，且亦唯有建基于认识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与可靠的。”［7］148朱子的功夫论以知识论为前提和基础，他认为道德功夫首先在于格物致知，然后再去行，即知先行后，应该由知来分辨、判定行是否具有确当性，在合于“理”之知的指导下去行，进行道德实践追求。朱子所主张的格物对象非常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他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2］259“格物，是逐物格将去；致知，则是推得渐广。”［2］353“‘积习虽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2］408朱子认为，格物的目的在于明“理一分殊”中之“一理”。显然，只有不停地格物，反复积累“分殊”之理，虽不一定要格尽万物，但总要有非常多的积累为基础，对“一理”的认识才有可能豁然贯通，最终体认到万物普遍之理。
朱子主张的外向型累积性道德修养功夫受到了象山的批评，这源于双方本体论上的分歧。朱子之本体“理”外在地支配主体人，故而人须外向而寻“理”；象山之本体为“本心”，为主体人生而所有，道德修养自然应该向内探索，直接从主体省悟中探求与“本心”的自同，达到心、理合一的目标。象山判定：“知识论的进路只会使心逐物于外而使‘本心’失却，故陆九渊甚至直认其成德功夫即在‘减担’与‘剥落’。”［7］148他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4］427因此，象山主张的道德功夫是“切己自反”、“发明本心”，而不是格物致知、知先行后；是逐渐剥落遮蔽“本心”之外在事物，而不是不断积累与道德修养并无多少关联的问学之知。正是这个原因，象山宣称自己的道德修养方法为“易简”功夫，而把朱子的方法称为“支离事业”。
在鹅湖之会上，象山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4］458在诗中，象山认为人道德之“本心”是本来自有，千古不变，始终同一。他认为自己开创的心学是“易简功夫”，直指人心，是真功夫，可以永恒长久；而朱熹的所主张的则是“支离事业”，会陷于繁琐之末节而疏远根本，是伪功夫，只会浮沉不定。象山认为，既然“本心”或者说是“理”为每个人平等拥有，那么道德功夫的结果只能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努力。如果说不同的人德性存在差异，那是主体自身不作为的原因，而并非其不能为也。他说：“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4］64只要不断地剥落本心，一旦明理，则人皆可为尧舜。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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