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道德和行为方式除了上述有限的进步和普遍的落后的矛盾之外，还体现出严重的城乡差别和典型的过渡性特征。
　　
　　三、严重的城乡差别
　　
　　近代国民道德价值观念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的进步大都局限在沿海都市，广大农村其实少有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偏远的内地，则风物依旧，甚至看不出“鼎革”的模样。1917年湖南慈利县一还乡官员在其父亲丧仪中采用鞠躬礼，结果“阶下群声哗沸，谓以鞠躬易稽颡，父死之谓何兹礼也，不欲观之。则一哄立各散去”@。英国人丁格尔在民国元年徒步游历云南。所见多为“乡民之迷信，窃盗之多，生活之陋，以及其人知识之烟

蔽，溺女之惨酷”，他感慨道：“予游历云南全省，观其政治社会道德神教一切情状，与沿江沿海各省截然不同，似自上古以至今日，永远未变者。予游历至此，恍如置身于二千年之前矣。”因此，“故中国今日，实不能谓之业已醒悟”。
　　1923年5月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以浙江开化农村为例，详尽揭示了中国乡下地区国民性依旧故我的传统面貌。生产上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方式为主，“耕食而外，勤俭者检取天然物产，俭用减食，积聚以为生活”。人们大都鄙视工商，“故统计起来，除农产外，只有消费”。生活上，缺乏基本的卫生习惯，“洒扫除垢，也少有时顾及。即衬衣被服等类，也必经久方洗，漱口沐发澡浴等事，更其少有人为。为之人且叹为仅见。故虱疥疮痍，患之若素……与鸡豸共处，秽气充塞”。闲暇之余，“女子都以纸牌为事，即贫民之家亦以此为事。男子则于此之外，犹多嗜红丸子一系吗啡所制，然蔬食布衣。熙然有原始民族之风”。婚姻“仍然由父母自幼替他预约，倘因财势之故，年龄绝不相等亦可为配。概尚早婚，多子”。女子依然没有地位，“妾之名分与童养媳之食饮妾底名分极卑一切贱役尽数包给伊”。缠足之风仍然极盛，脚大者都受人憎恶，女人都尚裹扎如角黍以待聘。近代的气息早已隐然袭来，然而，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却看不到国民道德和行为改善的迹象。
　　
　　四、典型的过渡性特征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相比有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在西方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形态在中国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简直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新旧思想道德纷乱杂呈，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人们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礼；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所以，即使在得风气之先的大城市，思想开放的近代知识分子自身也并没有实现道德和行为方式的根本转变，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过渡”性特征。
　　1923年7月1日的《时报》刊载了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份考卷，考卷中要求考生列举崇拜的人物，统计结果显示。封建的专制帝王与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华盛顿、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同时受到尊崇，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卢梭、马丁·路德等与中国古代的圣贤大禹、朱熹同时受到人们的认可，小小的一份测试，展现了人们思想的矛盾与无所适从。
　　道德和行为的“过渡性”特征即使在引领时代潮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亦有突出的体现。如章太炎提出的三个征婚条件，须文理通顺，能作经篇；须大家闺秀；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三个条件与其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精神及他本人革命家的身份都是不相称的，反映了他思想深处对封建道德习俗的感情瓜葛。中国最有影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袖胡适一度对传统陋俗进行了异常犀利、深刻的批判，但他对由母亲作主，与江冬秀定亲这桩他本人并不满意的包办婚姻却也采取了“容忍迁就”的态度。
　　
　　五、结论
　　
　　近代国民性改造运动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于国民落后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痛加批判，大声疾呼，但多数的群众还是一如闰土、祥林嫂似的麻木，很少受到真正的触动，即使到了“五四”前后，多数民众仍在沉睡，梁启超所设想的具有权利观念、义务观念和自尊、进取、冒险等行为特征的新民以及陈独秀呼唤的自主、进步、进取、世界性的、实利的、科学的“新青年”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普遍生成。大多数阶层是麻木的、封闭的，他们顽固的保守性、强大的消极性和同化力，使很多先进的改革者无能为力，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鲁迅先生对这点感触极深。他反复地“叫喊于生人”当中，而“生人”们对他的启蒙主张却“并无反应”，即“既非赞同，也无反对”，使其“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之上。“民犹是也”的悲凉现状，把先行的思想家们一度带人了消沉、失望、颓唐的境地。
　　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程，致力于改变道德和行为方式的人的现代化更是如此，绝非一朝一夕、急功近利所能奏效。其实，早在洋务运动时，郭嵩焘就曾直言，陈规陋习“自秦汉以来四千年流极败坏之久，累积之深”，决非朝夕之功可以消除的。他提出：“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砺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中国人的现代化需要100年的时间清除旧习，再用100年培养一代新人，最后再用100年，使新风尚逐渐稳固。要彻底从文化深层结构、人心风俗上振兴中国，需要不间断地300年才有成功之望，所言固然不无夸张和偏颇，但是也足以凸显在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艰难。
　　
　　注释：
　　①　申报自由谈[N]，1912-03-20.
　　②　开原县志，风土志[M]，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③　申报[N]，1912-04-15.
　　④　申报[N]，1912-06，14.
　　⑤　申报[N]，1912-07-24.
　　⑥　民国，慈利县志[M]，风俗.
　　⑦　东方杂志[J]，第9卷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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