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影响文化适应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探明影响外地白领移民文化适应的具体因素，我们将性别、年龄、学历、婚姻、收入、是否管理人员、方言学习能力、出生时是否城市户口、出生居住地性质、移居上海前来上海的频率、移居前对上海人印象、移居前和上海人接触频率、移居前是否有上海亲戚、在上海工作时间、单位规模、上海籍员工比例高低、工作中和上海人接触频率、配偶是否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家庭成员数量、房子性质共20个变量分成5类引入文化适应5个因子的回归方程，结果如表3所示。 　总的看来，自变量对“语言适应”解释力最大（R2=.314，P<.001），其次是“身份认同”（R2=.292，P<.001），接下来是“交往适应”（R2=.194，P>.05）和“对上海的喜好感”（R2=.169，P>.05），对“归属感”的解释力最低（R2=.162，P>.05）。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人口统计变量中，只有语言学习能力对“上海的交往适应”因子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R2=.169，P<.05），说明语言学习能力越强（表明越有可能掌握上海话）交到上海朋友的可能性越大。其它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水平、婚姻状况、收入、职位与这个因子之间的回归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出生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以及出生地大小性质与全部5个因子之间的回归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性影响，这说明上海的白领移民中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小城镇还是大城市均不影响他们在上海的文化适应水平。
　　移居上海前的影响因素中，来上海的频率与“上海的交往适应”的回归系数和“上海的归属感”的回归系数均达到了显著（R2=－.106，P<.05；R2=.147，P<.05），说明移居上海前来上海的次数越多，交往适应会越低，但是越有可能产生归属感。
　　移居上海前对上海人的印象与“交往适应”的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水平（R2=.148，P<.05），说明对上海人的印象越好，移居上海之后上海的交往适应也会越良好。另外，移居上海之前和上海人接触的频率与“身份认同”的回归系数也达到显著水平（R2=－.194，P<.05），提示对上海人的先前的不好印象会阻碍外地白领移民上海人身份的形成。
　　在上海工作的因素中，在上海工作的时间（也就是在上海居住的时间）和“身份认同”以及“上海的语言适应”之间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分别是R2=.072，P<.05；R2=.105，P<.001），说明在上海生活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形成上海人的身份认同，上海话听说能力也会提高。不过，除此之外单位规模、单位里上海员工的比例、工作中和上海人接触频率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在上海的亲属关系变量中，配偶是否是上海人并不影响外地白领的文化适应。居住在上海的家庭成员数量和“对上海的喜好感”之间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R2=.192，P<.05），和“交往适应”之间的回归系数也达到了显著水平（R2=－.174，P<.05）。说明居住在上海的家庭成员数量越多，对上海的热爱度也越高，但上海本地朋友比例会降低，可能因为家庭成员会替代朋友的缘故。最后，房子的性质也有利于形成“上海的身份认同”（R2=－.225，P<.05），说明居住越稳定，越可能形成上海人的身份认同。
　　结 语
　　上海外地白领的文化适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它的特殊体现在：第一，由于多种原因，上海文化被认为有别于中国其他区域的文化；第二，这种文化适应不同于西方移民国家（美国与加拿大等）的主流研究，因为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来自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他们面临语言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向上），而上海的外地白领移民面对的只是上海方言，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一定认为上海文化是一种需要认同的“好的”文化；相反，许多外地白领移民对上海文化抱有保留的态度；第三，上海的外地白领移民的情况和在上海的外地农民工又有所不同，农民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需要“城市化”，向城市居民靠拢（向上），而白领移民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向上压力。
　　上述特殊性使得这个问题有了特殊的研究价值，而学术界迄今为止还几乎没有关注。本研究首先借鉴西方测量工具结合上海的实际，提出自己的文化适应测量框架，结果表明外地白领的文化适应可以分为上海的身份认同、上海的语言适应、对上海的喜好感、上海的交往适应和上海的归属感5个维度。
　　从具体的影响因素看，人口统计变量中除了白领移民的中国方言学习能力和本地朋友圈因子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之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西方主流的文化适应研究结果往往表明，文化适应通常和学历、收入、职位呈负相关，因为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文化适应的迫切性就越不强烈。本研究获得的结果之所以和西方主流研究有所不同，恰恰是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上海的外地白领文化适应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适应过程。正如田凯指出的那样，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他认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第二，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第三，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新移民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期。。
　　我们的结果和张文宏及雷开春的结果也不相同，他们的研究表明，性别、婚姻状况、是否党员、教育水平、收入都和社会融合有关。这可能和他们使用的不同指标有关，我们使用的文化适应指标全部是主观指标，而张文宏和雷开春社会融合指标中，一部分是主观的（如是否自认为上海人），一部分是客观指标（如是否获得上海户口）。另外，张文宏和雷开春使用上海的外地蓝领农民工作为比较框架，这一处理方式也容易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
　　本研究中，白领移民出生时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如果是城市户口，是出生在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省城甚至其他的直辖市都不影响他们在上海的文化适应。这一结果和我们先前的预期是吻合的，因为我们选取的白领的教育背景掩盖了出生地的区别，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面提到的上海文化适应的特殊性。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