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是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是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万事万物之理就存在于我的心中。不用向朱熹那样外求事物之理，只要向内心求理就可以了。可以说，知行合一思想由天人合一观念推演而来，它阐明的是做人的学问，把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转化成了道德问题，从道德的视角来看待知行问题。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知了就要去行，不能知归知，行归行，把知行分作两截。在做人做事上，主张坐而论、起而 行，他所说的“行”包含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如学、问、思、辩都包含在内。知行合一学说，所追求的是通过反省自身，激励人们不断地追求完美的道德境界，从而达到圣人、理想人格的境界。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生智慧，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在当今尤其值得借鉴。
　　知行问题一直是人们不断思索的问题。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科学地改造了传统的知行范畴，建构了认识和实践、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五、从价值目标和理想境界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大同是中国人永恒不懈的终极追求
　　
　　传统文化在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方面，设定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小康阶段，一个是大同阶段。“小康”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均、和、安的社会，就是小康社会，就是要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社会环境比较安宁和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孔子眼里的小康标准是什么?就是庶、富、教的标准。一个国家如果人口已经很多了。就要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以后，就要用良好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来教育他们。孟子也主张富而后教。首先要保证衣食住行等最基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此基础上，营造社会和谐、百姓幸福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吸收和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小康”思想的精华，创造性地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用“小康”和“小康之家”来描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于1984年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且将建设小康和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了对传统“小康”思想的现代性转换。
　　如果说小康社会是指一种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和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那么，大同社会则是一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人间胜景。千百年来，追求和谐的大同世界一直都是中国人的梦想。无论是先秦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还是清末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梁启超的“世界大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李大钊的“世界联邦”、陈独秀的“大同主义”，都是对传统“大同”思想所作的新的阐释，都在致力于描述和讴歌以“和谐”为特质的理想社会。但真正把“大同”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革命实践的则是毛泽东同志。他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以及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大同思想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里所说的“大同”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终生奋斗的伟大目标。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小康和大同，都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追求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还蕴含着其他很多丰富的“和谐文化”思想，如：从处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以邻为善、和平共处的仁政王道之学；从处理各种文明的关系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兼收并蓄之学：从人的修身与平治天下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统一的内圣外王之学。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最后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作为龙的传人，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一定要心存温情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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