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读懂古经很重要的训诂学的著作。王引之在《经传释词》序中提出训诂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即对一个字的训诂结果，它的意义放在本文中，与上文、下文都能通顺。在意思内容上也能协调。然后再用其他卷的用法加以检验，如果也是通顺的，那么，这个训诂的结果可以说得到初步肯定。因为认识是一个过程，任何结果都是有讨论的余地。
　　例如《春秋经》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倜、落、权、舆，始也。”以上这些字都在不同场合当“开 始”的意义使用，其中有“元”字。元年，就是始年，即一个君主登基或国王即位的第一年。这种用法古已有之，在《尚书·伊训序》中有“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伊训篇》载：“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可见，商代开始，已经用“元年”来称君王登基的始年。但是，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在注《春秋经》的“元年”一句话时，却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又如，屈原《天问》中有“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有的人认为，这个“圜”就是“天球”的意思。因此，战国时代的屈原就已经有了天球的思想，说明浑天说起源于战国时代甚至更早。但是，屈原所说的“圜”天是有边有角的，有八根大柱支撑着的，怎么可能是圆球形的呢?古人讲圆都是指平面圆形，不是指立体的球面圆。当讲到立体的球面圆时，一般叫做“浑”，并用“鸡子”(鸡蛋)、“鸟卵”、“弹丸”作比喻。古人称“浑天说”，就是这么来的。“盖天说”把天看作平面的或拱形的，才叫圆天，因此有“天圆地方”的说法。实际上，屈原的“圜”，只能理解为“盖天说”的平面圆，所谓“九重”，是说有九个圆盘那样的天重叠起来。不能把“圜则九重”理解为西方地心说的九层透明的圆球形的天。中国的“浑天说”，所讲的天球也只有一层，并没有九层。李约瑟将“浑天说”翻译为“天球说”，是正确的。
　　再如，《论语·微子》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孑L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夫子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朱熹注曰：“言所当与同群者，斯人而已，岂可绝人逃世以为洁哉?”就是说，自己只能跟这些普通劳动者一起生活，怎么能离开人群而与鸟兽一起生活呢?在批判孔子的年代，有些人说孔子以“鸟兽”指斥长沮、桀溺，把他们诬为“鸟兽”。张岱年先生气愤地说：“这完全是随意曲解，可谓厚诬古人。”
　　
　　(二)义理之学
　　研究国学的义理，就是研究思想。国学是数千年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尚书》汇集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历代政治文件。这是儒家重视历史的表现。孔子继承了先圣的许多优秀思想成果，经过综合创新，形成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进行改编的，孔子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德政思想都贯穿在这本书中。
　　从汉代讲的“五经”。到后来的“七经”、“九经”、“十一经”，到清代阮元编的《十三经注疏》，这“十三经”就固定化了。这“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以及《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以上是经学的一个系统。汉代以后，历代儒家就在不断地注经，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形成思想体系。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就是阐发《春秋》经，尤其是《公羊传》的思想。朱熹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四书集注》，也是阐发《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到，典籍中的语言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传统的思想大体上是连贯的。因此要研究国学，必须从总体上弄清楚其中的精神，才能正确把握。这需要深入研究，细心体会，经过考证，找出思想连贯的线索，才能真正准确地把握。有些人用断章取义的办法，作出评论或批评，多不能达到确切的阐释。
　　传统的思想是发展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当然也要跟着发展。因此思想的任何变化都跟时代变化有关，也与个人处境经历有关。分析某个思想家的思想成果时，总要与他之前的思想成果相联系，知道这种思想的源头；又要了解以后的思潮。知道他的思想对后代的影响。这样才好给这一思想以准确的定位。脱离历史，孤立研究，就很难确定一种思想的历史地位，也就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
　　读懂古汉语，是最基础的，古代称为“小学”。至于义理之学，那是更高的要求，是要研究“大道”的延续与发展的，是“大道之学”，简称“大学”。这里只是提到，不作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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