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红白理事会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日益发展成为专业的服务团队，主要源于市场的需求。理事会的服务对象主要有三种群体：一是移民至此的人，由于时间短暂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比较薄弱；二是移出此地的原住民，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抱着叶落归根的思想，希望能够“魂归故里”；三是“空心化”农村的村民，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造成人员不足，无力操办丧葬仪式。
　　鉴于此，“仪式经济”是由于市场需求而出现，而市场需求又是人们为追求文化目标而产生，归根到底，这种非常规的经济形式是由特殊的文化所建构的。将丧葬仪式用经济形式表现出来，既满足一方的文化需求，又满足另一方的赢利需求，这是市场与文化完美的互构。
　　（三）新风俗例行化的意蕴及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口的快速流动，很多依赖互助关系的集体活动都会面临困境，各种变量与常量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风俗的演变。GZ镇发生的新旧风俗的接替主要涉及到三个因素：文化、社会关系以及生活实践。首先，在文化层面，随着社会进步，文化的形式越来越复杂、高级和多元化，传统文化所附加的规范与教化功能，为人类行为的选择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提供了标准。丧葬仪式反映了文化中的习俗部分，经由世代传递而成为较为稳定的内容，因而丧葬仪式的文化内核并未改变，这为其他变量的随机变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参照物，是行动者价值理性的基石。仪式外包的做法则表现了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其次，在社会关系上，人口流动所引起的社会关系断裂是丧葬仪式变迁的根本原因。在红白理事会的发展脉络中，社会关系则发挥了搭建仪式外包合作关系的桥梁作用。“仪式经济”的运行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在横向上拓宽了关系网络，在纵向上加深了关系深度。最后，从生活实践来说，新风俗的产生是由于传统风俗无法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随着新的行为模式的例行化和普遍化，它不仅会重新界定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会促成新规则的形成，新规则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程序、时空安排、资源获得及人际互动的过程，并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在一定层面上迎合了文化变迁的趋势，将人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抽象的文化变迁相连接。
　　五、基本结论
　　在非常规行动例行化的理论框架下，本文基于GZ镇的个案研究为理论的深化拓展提供了反思价值。首先，丧葬风俗经历了“困境—重构—例行化”的演变路径，移民所面临的政策性人口流动与村民面临的发展性人口流动共同构成了GZ镇传统风俗变迁的源头。其次，习俗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继承性，新风俗的诞生往往建立在旧风俗价值内核的基础之上，文化的包容性为新事物的创生与传播提供了孵化空间。在三峡移民搬迁的政策性背景下，社会变革具有极强的人为色彩，其所引起的文化改易是不充分和局部性的，保留了文化的精华部分。正是这种精华部分赋予仪式外包以合理性，使其可以在重传统、重人伦的乡土社会中被接纳，并例行化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新风俗。再次，新风俗的逐步确立是传统风俗与人际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催生了红白理事会以及“仪式经济”，新的行为模式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文化需求，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经济需求，这也在某一侧面反映了非常规行动的生命力。最后，新风俗诞生并发展于行动困境和主观能动性的双重作用下，它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个体行动者的文化创造力和实践水平，体现了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的紧密联系。个体行动作为连接这两个宏观概念的实践层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二者在现实中的逻辑关联，并因此成为文化变迁的一种解释路径。
　　注释
　　①万建中：《“哭嫁”习俗意蕴的流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②张兆曙：《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一个社会学的新概念与新论题》，《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③［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43页。④郑杭生、杨敏：《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简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⑤桂华、余彪：《散射格局——地缘村落的构成与性质：基于一个移民湾子的考察》，《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⑥徐勇：《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以若干个案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6期。⑦张大维：《天津静海双塘镇西双塘村调查报告——从旧村土改到整合式社区建设》，《中国农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8页。⑧张兆曙：《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社会互构视角下经典行动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63页。⑨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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