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案禀赋
　　GZ镇是一个移民大镇，1998年9月县城东迁，GZ镇古城结束了县治历史。因三峡工程建设，该镇有9个村受淹，受淹人口为2.86万人，分别占全镇、全县和全市人口的62.5%、43.0%和30.0%。全镇完成移民搬迁1.99万人。GZ镇现辖1个居委会，11个村委会（69个村民小组），2.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2.5万人）。老县城东迁后，GZ新集镇（镇政府所在地）于2002年6月建成并实施整体搬迁，依托Q村而建立。由移民搬迁引起的人口流动主要分流至GZ镇和新县城，其他人口流向其他三峡移民集中安置地。
　　2012年2月，笔者在GZ镇进行了实证调查，主要采用基础数据搜集和非结构性访谈方法。调查发现，集镇人口组成较为复杂，考虑到当地移民搬迁的背景，调查以集镇建成年份2002年为时间分割点，将人口划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原Q村村民，另一类则是因三峡工程建设而形成的迁入及迁出移民，迁入人口包括老城居民和外地人口，迁出人口则指外迁至其他移民安置点的居民。将村民、迁入移民和迁出移民放置到研究视野中，是基于他们共同的文化圈和共享的传统风俗而考虑的。
　　（二）作为常规行动的传统丧葬风俗文化
　　在乡土社会中，婚丧嫁娶的呈现形式表达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各种仪式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表达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但凡有一个家庭举办婚丧嫁娶事宜，邻里亲戚就会前去帮忙。一场仪式中主要有两类人参与，一类是“甩手玩”的，另一类是“干活”的。这两类人群不以地缘、亲缘作为划分标准，“帮忙干活”的和“甩手玩”的都既有亲戚，也有邻里。王铭铭将“帮忙干活”的这类关系称为“互助的圈子”，即维持稳定的互助关系的地域范围；另一类仪式中的参与者所形成的关系称为“人情圈”，人情是指村民之间通过礼金或者礼品建立稳固的社会交往关系，而“人情圈”则是指维持稳定的人情关系的地缘范围。⑤“互助圈”与“人情圈”共同构成了仪式中的互动主体。
　　GZ镇传统的丧葬仪式既表现了对逝者的尊崇，也表达了亲戚邻里间的守望相助与互助合作。为顾及逝者在“阴间”的安稳和后代在“现世”的福祉，无论是墓地的选择、寿衣的选择和穿衣的人选，还是入殓时逝者的朝向、下葬的日子等都十分讲究。这一切除了符合传统伦理规范之外，也是人们祈求心理慰藉和精神满足的表达。守灵期间，亲友们会来“赶情”，并根据关系的远近和富裕程度送上“情钱”，这个过程为人们提供了联络感情的机会，在乡土社会中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丧葬习俗作为传统风俗的一部分，在保留传统与移风易俗中沉淀出当今所呈现的丧葬文化，并表现出以下主要特点：一是血缘关系是贯穿丧葬仪式中的主线，长子在家庭成员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守灵、哭丧、入殓、出丧等丧葬程序中，长子必须在场并担当重要职责。二是忠孝仁义思想是丧葬仪式的精神内核。仪式中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孝”与“礼”，礼俗构成乡村社会的“魂”。三是丧葬仪式渗透着封建迷信思想。人们对死者的敏感源于对鬼魂的恐惧与敬畏，由此形成了仪式中诸多规定性和程式化的内容。如眼泪不能掉到死者身上，怕鬼魂不走；把死者两脚捆在一起，以防死者“诈尸”跑掉，等等。四是丧葬事件公开化，亲戚邻里互帮互助。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和“互助圈子”在丧葬仪式中得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决定了他们在仪式上出钱出力的份额，这就是乡土社会中的社会交换。
　　总的来说，一场丧葬仪式的举办需要两大要素：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人的要素，是指负责操办与招待的参与者（工作人员）、前来吊唁的仪式参与者（客人），以及主办并召集人员的主事者或当家人。物的要素，是指与仪式相关的物质条件，例如，举行仪式的场地、招待客人的宴席以及安葬死者的诸多物品等。其中，丧葬仪式的核心在于人的要素，只有人的参与才能保证物的安排井然有序。因此，要聚拢一帮参与者顺利完成一场丧葬仪式，就必须依靠死者家庭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在缺乏变动的乡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一种相对稳定和一成不变的状态之下，彼此之间相互熟识，建立了长期互助关系，从而保证了例行化的常规行动顺利实行。
　　三、传统丧葬仪式的重构
　　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传统的丧葬仪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丧葬事件作为人生命中的必然事件，是每一个人都不可回避的，因此，个体所具有的主观性以及创新能力被发掘出来并发挥了重要作用。GZ镇就是在这样的行动困境中实现了对传统丧葬仪式的重构，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操作性强的“丧葬经济”。
　　（一）传统风俗文化的行动困境与非常规行动的产生
　　传统丧葬仪式难以维系的一大困境是移民搬迁造成的人和物双重要素的缺乏。人与物是保证丧葬仪式实施的两大要素。随着移民搬迁的进行，这两大要素都随社会情境的转换产生了缺位的现象。就人的要素来讲，我国移民安置实行就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移民自找门路安置相结合，这种多样化的安置策略意味着移民的分流。当移民被分流并进入新的社区生活圈时，他们不仅面对生存环境的改变，更要面临关系网络的解体与重构。丧葬仪式作为人情圈子中的大事，既是关系亲疏的公开表达，也是增进关系的公共场合。因此，进入新的社区生活圈的移民，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足以支撑丧葬仪式的关系网络并非易事，这与丧葬事件本身的紧迫性相矛盾。此为人的难题。在物方面，由于移民迁入新建集镇，大都没有私有住房，主要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这使得丧葬仪式的物质要素如最基本的仪式举办场地等成为难题。
　　传统风俗经过历史的积淀，其中蕴含的意义并不是人们能够轻易舍弃的，移民不得不筹划一种新的行动程序和路径，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充足与不协调，并使丧葬仪式在保留精神文化内核的前提下顺利进行。经过长期的摸索，GZ镇移民终于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即将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转移给当地的Q村村民，通过仪式外包来解决棘手难题。由于Q村村民经年累月居住于此，大多拥有一定土地，社会关系比较完整，且因集镇迁建占用大量良田，村民赖以为生的生计资本大大减少，因而移民所需的包办仪式业务得到了Q村村民的积极回应。对比传统的丧葬风俗，这种新风俗继承了传统风俗的精神内核，停灵、守灵、吊唁、烧纸、入殓、辞灵、出殡、谢孝、圆坟等程序均被保留下来。仪式本身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变化的部分仅在于仪式的组织形式。与传统丧葬仪式由家庭举办的情况有所不同，移民家庭的丧葬事件基本上交由当地村民来具体操办，包办的内容主要包括安排酒席、停灵、入殓、下葬等，由操办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这就形成了传统风俗与现代形式相结合的“接点经济”⑥——“仪式经济”⑦。 　传统丧葬仪式难以维系的另一困境是迁入地的外出务工浪潮所带来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伴随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务工，村庄呈现出空心化趋势，时空间隔使村民彼此间的互助关系日益支离破碎，传统意义上需要村民互助完成的事情现在成了普遍性难题，尤其是如何解决丧葬仪式问题成为摆在村民面前的困难。这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移民的困境，也是由于人口流动造成的。因而，移民将仪式外包的做法为他们提供了借鉴，并因其具有可操作性而逐步得到村民的认可。仪式外包的新风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和再造之后，在当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丧葬仪式举办形式，不仅走出了移民群体，而且在移民以外的村民内部等其他群体中也得以实行。(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