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始终保持以较快速度迅猛增长:1982-2010年间,除1989、1990、1998、1999四个年份外,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5年以不低于8%的环比增长速度在攀升,上述四个例外年份的增长指
第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始终保持以较快速度迅猛增长:1982-2010年间,除1989、1990、1998、1999四个年份外,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5年以不低于8%的环比增长速度在攀升,上述四个例外年份的增长指数依次为104.16、104.07、107.31、107.94。与此同时,能源消费除在极个别年份(1997年和1998年)一度出现负的增长率以外,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能源消费总量从1982年的62067万吨标准煤提高到2010年的325000万吨标准煤,增长幅度约420%,能源年进口量由1982年的395万吨标准煤上升为2001年的13471万吨标准煤,2009年这一数字飙升为47313万吨标准煤,增长了近119倍。伴随着人均拥有物质财富、货币资产以及人均摊得的能源消费数量的稳步上升,当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穿着饮食习惯、出行工具及起居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基于消费方式的惯性和不可逆性,当前强烈依赖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快速增长模式前景堪忧。能源枯竭危机、能源过度依赖进口导致国家安全危机、能源争夺引发地区安全危机,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隐患。据国家发改委相关报告称,按照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利用能力,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年限仅为15年和30年。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原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5%。
此外,工业污水、废气和生活废水的排放使得大气、土壤和水体面临严重污染:当前我国1/4的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1/3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呼吸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垃圾不到20%。人类活动过度扩张直接或间接引发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是除能源、环境威胁外面临的又一大挑战。研究表明,目前占我国植物种类10%-15%的4000-5000种高等植物面临濒危,占我国脊椎动物总数的68%以上的430多种脊椎动物濒危或生存受到威胁(葛家文,2009)。
以上仅是当前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少数突出问题,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稳定的因素还有很多,诸如对劳动和资本的贡献的确认和认同缺乏一致认识,劳资待遇差别,城乡公共服务不对等,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金钱腐蚀权力,技术创新机制匮乏等。为了厘清改革的认识误区,纠正改革的实践偏差,使得改革理念更加契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确立科学的改革观刻不容缓。
(二)树立科学改革观的战略意义
树立科学改革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201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改革攻坚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依赖正确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理念。要夺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深度改革的全面胜利,就不能脱离科学改革观的指导。国企改革、大部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及至“和谐稳定”、“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统一的改革理念和指导原则。科学改革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科学改革观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各行业人民思想意识的一面旗帜。
科学改革观的理论研究回顾与综述
关于科学改革观的内涵,时青(1989)提出,科学改革观的内涵体现为参与意识、风险意识、代价意识、利弊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和理论意识,其中,核心是理论意识。
贾宝林(2004)在《中国行政改革思想分析:误区、困境与科学的改革观》一文中,批判了行政改革领域存在的四大理论误区:行政改革先导论、行政机构-职能改革中心论、行政系统价值中立论和行政改革方法,对照西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机械移植论”,他认为政治改革主要涉及政策制定问题,行政改革主要涉及政策执行问题,行政改革本质上从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贾宝林认为,我国当前行政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把全能主义政治系统下的无限和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使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各级政府机构转变为党国适度分离。关于科学改革观,贾宝林认为,应树立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协调互动的科学改革观,科学改革观的两个重要目标是达到宪政与善治,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途径是体制外增量改革与体制内存量改革的有效结合。体制外因素如基层民主、公民社会发育、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体制内因素如党内民主、发展和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政适度分离等。
刘进军、赵晓燕(2005)认为,科学改革观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改革观,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解放和发展人的统一,市场化和国际化法制化的统一;二是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要由主要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错法与体制外、迂回式的改革向强调协调配套和正面突破式改革转变;三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趋向上由单纯强调市场化向兼顾深度市场化与国际化、法制化转变;四是在改革的具体方略上,实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六是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七要推进以政府行为规范为重点的职能转变。
刘进军、赵晓燕(2005)还指出,进一步实现政府转型是确立科学的科学观与和谐社会观的重要保障。政府转型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三是从统治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四是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五是由管理控制型向法制型转变,树立政府管理新理念: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信用政府;六是树立政府只能做法律规定的事情的理念;七是明确政府公共职能;八是完善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
辛鸣(2006)在《确立科学的改革观》一文中,就改革的价值取向、改革主体的定位、改革的思维方式、改革的路径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关于改革的价值指向,辛鸣提出,“我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改革的主体是,也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辛鸣借鉴邓小平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末全体社会普遍进入小康社会后,应当突出强调社会公平,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关于改革的路径选择,辛鸣认为市场化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是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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