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㈣亨廷顿曾经考察了一些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所适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缺乏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自觉，结果因没有文化认同而在西化大潮中迷失了自己，尤其是服膺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支撑的强大文化，主动放弃了本国的文化认同，最终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亨氏所指出的困境也同样发生在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直没有从民族心理认同和价值肯定上得到应有的“复兴”，虽然近年来“文化热”此起彼伏，却大都参杂进更多政治或经济成分，无法衍生为国民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民族凝聚力的有效保证。加之改革开放以来，本国的文化影响过多的依赖高速的经济发展，如果经济步伐一旦放缓，文化影响力不是建立在国民心理上，那么依托何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在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繁荣中显得力不从心，制度瓶颈的存在也限制了国家的整体发展。只有在社会转型之际，以“文化自觉”为核心推动国家软实力的发展，使文化真正维系国家发展的价值构成，才能避免在现代化大潮中成为“无所适从的国家”，更不是“魏玛共和国”的翻版，而是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同时在国家发展层面上实现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的过渡。
　　
　　三、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
　　
　　从历史上看，所谓“民族国家”，是欧洲国家政治转型与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作为一个历史的人为建构过程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出现，与各个民族国家所建构的文化主体意识及其所提供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撑是分不开的。”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出现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在克服国内割据势力、战胜教会和应付国家竞争等语境下出现的。在此过程中，以民族语言为代表的民族国家文化逐渐挣脱了统一的欧洲文明，它的出现与建构，为民族国家奠定了文化政治的基础，也在加强国家内部凝聚力的同时，驱使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传统欧洲大国不断进行对外竞争与扩张，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其无可比拟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优势。
　　中国有着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假如说“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的独特产物，那么它在中国则完全是一个异质性的舶来品，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帝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谓格格不入。以儒家文化为主线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传统一直成为凝聚国家精神、维系“大一统”局面的内在支撑。而近代以来，来自西方主要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挑战，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国家危机。其中不仅包括中国传统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出现了严重衰竭，而且也导致了传统中国走向最终的崩溃。在这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文化危机成为最深重的危机形式。诚如列文森所言：“近代之前的中国意识乃是一大一统的‘天下’意识，血统中国、地理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道德中国都成一体。”而非“民族国家”所代表的世俗性的国家形态。在列文森看来，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文化危机从根本上看，是传统中国“天下”的世界观逐步让位于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和视野的国家体系和国际法体系，普遍主义的帝国被置换、“降低”为特殊主义的国家。如其所论：“中国开始从‘天上’掉下来，变成现代‘人间’的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国家。而且在现代的‘世俗’变化中，血统、地理、文化、政治、道德的支撑力量，也逐渐‘退回’其本来的角度，使中国变成没有神圣色彩的‘国家’。”列文森的看法与20世纪初梁启超的观点暗合。梁氏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梁启超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一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中国转成一个“现代民族”。这种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与渴望一直是萦绕国人耳旁的声音，它主导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一国家”的最终完成。然而国家形态背后的文化反思和论证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下来。相反，随着全球化加深，出现在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国家”已经逐渐失去其现代化大潮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深刻地指出，这是一个民族国家正在过去而世界政治正在到来的时代，“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崛起都不只是经济物质层面的崛起，更根本的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崛起。国家崛起在最终意义上都是文化崛起。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制度层面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以至于在西方列强的挑战之下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与以往普遍主义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确证相比，“中国”的文化主体位置被相对化、特殊化和最终客体化了。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同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再一次成为论争的焦点。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在现代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传统对于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活动都不可能从空白起步，每一代人对过去传统的回眸在某种意义上都蕴含着对当今现实的渴望。人的某种现实需求往往唤醒了传统的某一部分和某个侧面，这种传统的价值在当下凸显出来，进而成了现实文化生成的有机部分。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促使传统文化发生现代转换，促使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维范式从反传统逐步转化为继承传统、光大传统，从而重塑文化在国民心理上的价值意义，并形成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辐射力，改变文化的身份认同。费孝通认为，无论是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敌人。在他看来，文化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破旧立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的继承。此处所谓的“文化复兴”则构成了现代中国“文明一国家”的内在支撑。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计，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一国家”所特有的文化软实力，否则中国就会成为在现代化中“无所适从的国家”，在现代转型中迷失自己，从而导致文明的萎缩和灭亡。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