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软实力”及其各种衍生符号随即成为学界分析国际关系和解读国家发展走向的“利器”。而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后，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论述也迅速升温。政治转型与文化软实力的互动也已成为国家发展理论的共识。从世界变迁的大视角观察处于深刻变革中的中国，我们确信文化在中国社会整合及价值重塑方面的作用必将得到极大凸显。
　　
　　一、政治转型与文化发展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制度与文化始终相伴成长，并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弥漫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变迁。但凡一国、一地区、一民族文化之发展，其后必有一定的政治体系为之支撑；而政治体系之发展，则必有文化发展为之配合、驱动。依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任何具体的政治制度，最终都上升到观念层面而形成自己特有的观念体系，而这个观念体系则构成了文化的具体内容。同时，特定的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政治选择和发展方向。人类社会始终处于发展之中，使得整个社会不仅在价值观念上而且同时在社会利益和权力结构上发生着深刻变化，人们随着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关系形成新的固定化模式，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新的固定化模式的不断形成标志着社会的整个制度体制也在实现着新旧交替。所以，诺斯坚持认为社会的变迁就是指制度的创立、变更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在这样不断新旧交替的变化过程中，基于社会变迁所形成的普遍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则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变迁，世界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托本国的政治构造，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形态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成熟。古代中国汉唐时期的政治体系、近代西方国家确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治体系等，都在不同时期实现了各自的文化繁荣，成为文化软实力得到极大发展的先例。
　　然则在当下，无论是中国的政治模式还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都遭遇了“转型危机”。有学者认为，整个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某些方面，这些变革甚至是“革命性”的。高全喜即认为，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中国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在20世纪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民国时期国民党主导的政治诉求。第二个阶段属于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治诉求，尽管它们具有明显的区别，但追求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权威一直作为一条基本的原则或隐或显地贯穿于其中。进入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合法性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政党政治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治，因此，过去所谓作为人民主权制的政党原则开始为公民代议制的国家原则所取代，因此，国家利益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成为中国新时期政治社会转型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政体意义”。王逸舟分析道，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由传统的“革命型政党”和高度集中的政治动员方式，向新的更加民主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依法治国方向的转变，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中国的政治转型。
　　中国的政治转型就是通过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其中，最深刻也最难处理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文化软实力的提出不是脱离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所发的抽象议论，而恰恰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本身所提出来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和任务。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最终必然是文化的现代化，没有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达成。着眼于文化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现实关系，是我们当今提出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出发点。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关系中重要的变量，如何积极积累和调动中国国家战略的软实力资源，以提高和拓展中国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伟大复兴的前提性条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还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崛起，而一个国家的崛起最终意义上必然是文化上的崛起。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在追求“现代性”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其重塑与建构显得格外迫切和需要。
　　
　　二、走向“政治成熟”
　　
　　韦伯曾经对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感到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竭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还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自身的解体。终其一生，使韦伯惶惶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无法走向“政治成熟”。韦伯的这一担忧事实上为德国日后的发展所证实。韦伯死后，德国的“魏玛共和”在今日几乎成为“政治不成熟”的同义词，其结果就是希特勒的上台以及战败后两德分裂，并被迫分别依附于美、苏两大强权国家。学者甘阳指出，中国问题和韦伯的德国问题几乎具有同样的背景。他认为，在改革多年后，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相当之高，从而使中国在社会层面已具有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问，乃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不断增生中的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事实上都突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和政治过程来达成社会整合?从韦伯的“政治民族”问题意识出发，甘阳提出当前中国改革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从“政治不成熟”走向“政治成熟”。
　　如何走向“政治成熟”或者说“政治成熟”的着力点何在便成为各民族国家发展思考中的重点。这一“政治成熟”最终必然要反应到文化上。社会的急剧变革使得文化在不同的维度中彰显出前所未有的张力。具体到中国而言，所谓“政治成熟”，也是“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曾指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人文学科就是以认识文化传统及其演变为目的，也就是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传统上说，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同时，他进一步解释说：“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