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话其实是出自总统里根之口。尽管有人偏爱“好动”的、致力于在国内外制造“社会公正”的政府，但伍兹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的总统最好是那种不标榜世界宏伟计划、不扩大总统权力、用符合宪法的方式治理政府的行政首脑。他的理由很简单：“政府不断管经济的闲事，只是使情况更遭。”作为米塞斯研究所的教授，伍兹相信米塞斯的一个判断：“官僚系统就是一种罪恶。”哈耶克从同情社会主义转向坚定的反对集权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是受了米塞斯的影响。当很多人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归咎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时，哈耶克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以联邦储备系统为特征的中央银行是政府计划出来的交换媒介，这个非市场性质的机构给生产过程加进了不协调因素，侵害了自由经济，破坏了美元价值。尽管大萧条成因复杂，但从当前情况看，此番论道为哈耶克赢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确不无道理。难怪以“里根革命”著称的“新保守主义”旗下汇聚了不少与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朋友。
　　早在立国之初，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就因国家需不需要中央银行产生了分歧，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宪法的争议。1828年大众民主革命后，第二合众国银行被杰克逊总统无情摧毁（1841年因失去联邦政府支持而关闭）。1913年底，在威尔逊总统任上，为纠正金融混乱的局面，改善金融管理，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罗斯福新政无疑进一步增强了中央银行系统对联邦预算和公共开支的作用。此后，新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愈演愈烈，“全民福利”也持续升温，国内经济在衰退、通胀、滞涨（Stagflation）间徘徊，直到新保守主义复苏，乃至当下新一轮金融危机冲击，历史见证了美联储的功过曲直及其双刃剑功效。伍兹独到地认为，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符合逻辑地排除了国家建立中央银行以促进“全民福利”的必要性。提供“全民福利”乃大政府之根，偏离了对“制宪者所憧憬的美国政府权力有限性质”的真正理解。
　　哈耶克主张国家和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维持法治，理当尽可能避免介入公民生活的其他领域。经济控制权的扩大必然带来控制公民个人社会生活欲望的膨胀，最终造成公民政治自由和其他权利的丧失。当政府权力“以超出一般的程度渗透到私人行为中”时，完全有可能变成“铁板一块”。须知，“一个被允许决定自己被授权范围的政府，不可能长时间地安分于它有限的权力”（第39页）。当然，政府干预经济和公民生活有时确为形势所趋，也大多出于好意，但总难免“好心办坏事”。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得到并不多见的好评，就是因为他们没怎么动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干涉外部事务。被戏称为“三个总统为之打工”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推行的减税政策对国家经济健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来富人不会因苦恼于要交“惩罚性”税收而藏富；二来低收入者税赋负担也因此大大减轻。政府做到了放手让美国人自由自在过自己的日子。没有宏大的政府经济计划和社会改造工程，国家经济活力反而大增，失业率大大降低。到胡佛任上，梅隆面对经济危机，乱了方寸，突然大规模增税，其灾难性的直接后果是扼杀了作为拉动经济要素的私人投资的兴趣和可能性，好年景不再。
1931年经济危机正盛，联邦政府提议馈赠美国红十字会一笔为数不小的款项，后者诚恳地拒绝了：“政府对私人慈善组织的捐赠将在很大程度上毁掉自愿捐献。”（第135页）话说得在情在理。美国人觉得做善事完全是个人自愿的事，与政府强制征税是两回事。政府拿纳税人钱干扰民间事务显然不妥。中国已故领导人胡耀邦曾心向往之的“凡是民间可办的事，就无需政府办；凡是地方可办的事就不需中央办”[9]，美国人早形成习惯，且天生如此。当然，不是所有民族都是这样。伍兹指出二战后马歇尔欧洲复兴计划灾难性的一面：壮大了受援国国家机器，破坏了其自由市场经济。更有甚者，一些地区和种族为了争夺援助资金，引发了混乱和暴力，结果反而“庇护了世界上那些最兽性、最专制的政体大权独揽”（第176页）。与此同时，德国与香港等地的经济奇迹则缘于“对自由市场的拥抱”，而非美国的钱物。毕竟，人们有理由相信繁荣只能依靠“法治、对私产的尊重、市场秩序赖以存在的其他制度机制”（第177页）。
　　1970年代初，跌入民权运动与“伟大社会”惯性的“教育官僚”们拍脑袋想出了个看上去很美的“黑白合校”计划。结果官方强制校车行动不仅剥夺了学生按自己意愿选择就读学校的机会，而且浪费了不少“被校车拉着满城跑”的孩子们的时间。黑人有识之士对此也不待见。一位知名黑人女作家干脆质疑法院“黑人只有和白人在一起才可能成功”的推理方式，声称这对其种族成员“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侮辱”（第184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屡屡失败意味着政府屡屡拨款——仅1994这一年，政府为种族融合所投入的汽车费用就高达3000万美元。1990年代中期，法院才陆续允许部分城市停止强制校车措施，叫停了这项费钱不讨好的事。
　　合众国宪法只字未提教育，教育权从殖民时代起就掌握在地方和人民的手中。重视教育，却不让政府干涉教育，这是典型的美国式自由，也是政教分离的生动注脚。政府插手教育、就业、文化、学术等领域，一来违宪，二则无端浪费纳税人的钱。像拍电视、看电影这种纯属商业娱乐之事，总统也好，高官也罢，顶多是依着自身和家人的喜好自行决定看与不看，至于全体人民要不要看，他们是犯不着操心的，更管不着。政府出头拿纳税人的钱或投资或购买或禁播，到最后，令人担心的恐怕不仅是钱财被挥霍，更是公民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丧失。
　　
　　谁有权挥霍纳税人的钱？
　　
　　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如何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动用这些钱？怎样才能保证纳税人的钱花得适当其所？这是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关心的问题。美国人都具备将国家、政府、公民间权限区分清楚的能力。在1920-1921年的小规模经济低迷期，总统哈定的对应策略只有一个：削减费用，勒紧政府钱袋。一年之后，经济反弹了（第130页）。难以想象的是，在美国，此时此刻，倘若有这么个积极而为的大政府以拉动内需为名出个订购高档官用轿车计划，或不遏反烈地大肆公款消费会激起什么反响？又假设天价吊灯或高档白酒之类的事情在美国发生，官方虚饰矫情的道歉把戏有没有可能堵住美国民众的口呢？更不用提所谓“排查内鬼”之类的闹剧该如何出台、又该如何收场了。柯立芝总统说得好：“没有什么比花公家的钱更容易的了。那钱看起来不属于任何人。把它据为己有，这个诱惑可真是大得要命。”（第127页）有多少政府和权力部门能够抵住这种诱惑呢？又有多少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能够将与民争利看作是不体面、不可行的事呢？在需要全体国民上下一心、共度艰难时事之际，政府要是依仗特权提高自身福利待遇，贴补直属企业，让自己富着，让民众穷着，势必为人民所不容、宪法所不允。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