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性，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必须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否则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但这种团结不是无原则的，有两个层面：一是在“人民”内部实现民主，这样才具有先进性，才能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二是对“敌人”实行专政，这样又体现了阶级性和革命性。因此，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常富有创造性的政治概念。这两个层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在旧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主题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时期主题是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强调的是“专政”，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由于主要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民主是重点。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也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分析。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领导国家是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否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党的领导也保证了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共产党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政党，实现社会主义是党的核心目标。《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10]。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完成了几大历史任务：一是结束了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混乱不堪的历史；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完成了国家的社会改造，结束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不仅使整个国家组织起来，而且通过教育、医疗，扫除鸦片、帮会、妓女等丑恶现象，使中华民族的素质和精神风貌提高到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水平；三是通过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的强国之梦。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地位有历史逻辑，也有今天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是今天中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既是最高政治权威，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动机和推进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关节都不能不以党的重大决策作为界标。”[11]
　　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界定为理想性价值取向或许会有歧义，但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它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这个视角分析，具有逻辑合理性。
　　将统一、富强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价值取向的功能性目标有历史依据，也符合我国今天的现实国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四大历史任务，“独立”，1949年已经完成，“民主”，包含在人民民主之内，只有“统一”和“富强”依然在奋斗过程之中。如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排除“统一”和“富强”，有些问题无法有效解释。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有两个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即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将来台湾回归祖国，可能还有新的政治制度安排。实现国家统一是今天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愿，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任务，从今天中国政治统治角度分析，也是恩格斯所强调的必须完成的社会职能，而国家政治制度的构建既需要追求理想，也需要与现实调适，否则会碰壁。规定“一国两制”中，香港、澳门制度五十年不变，实质就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功能性安排。因此，将“统一”归结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价值取向的功能性目标是合逻辑的，否则难以解释香港和澳门与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价值理念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
　　“富强”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不懈地追求。如果单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这种具有理想性的价值追求分析，“富强”难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
　　如果换一种视角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这三大价值取向，都是与中华民族的富强追求紧密相连的，否则，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直到今天，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和拥护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目前，学术界还有人认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两种看法：即结构社会主义和功能社会主义[12]。功能社会主义观点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富强”为界定基点。
　　“富强”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它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人民民主。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建构离不开富强这个理想，否则合法性就会被削弱，但是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这种理想性价值追求相比，具有明显的功能性。
　　
　　（二）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从理想和功能两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有机整体。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3]由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不断变化，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面临较大张力，这种张力不能不反映到价值结构中来。既反映为理想性价值取向自身内涵的变化，以及为适应时代需要不断的冲突和磨合，也反映为理想性价值取向和功能性价值取向之间的调整、冲突和磨合。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引擎，需要实现的理想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途径是人民民主专政，同时还要完成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目标：统一、富强。基于历史和现实环境，彼此之间关系必须予以相应调适。
　　“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价值取向的基础，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经历了曲折过程，可说至今还在摸索之中。
　　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由此可见，此时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取向不明显。之所以如此，这与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全国解放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开始，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现实历史是一致的。这同时也体现在《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上，“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此阶段已经是社会主义，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观点比较牵强。如果这个阶段已经是社会主义，就不会存在国家资本主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