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的创世学说中，是道产生了一，也就是原始混沌之气。一产生了二，也就是以天为阳、以地为阴的阴阳二气。由二产生的三，指的是天地阴阳的交配和合之气。“三生万物”，指的是由天地阴阳孕育出的以男主阳、以女主阴、以人为大的万事万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集体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的创世学说，才会有应星在其书中引用的另一部道家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中“生气通天论篇”的一段话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内生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8]
同样是基于这样一种为中华民族所普遍认同的集体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的创世学说，儒学宗师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议论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9]这里的三戒，就是戒除贪色、贪斗、贪财之类的本能情欲，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此已经埋下了伏笔。
　　孟子在《公孙丑上》一文中，对于儒学血气另有更加完整的解释说明。公孙丑是孟子的亲传弟子，有一天，他问孟子说：如果让您担任齐国卿相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建立霸业与王业，您会不会为此动心呢？
　　孟子回答说：我四十岁起就不动心了。
　　公孙丑问：做到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回答说：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他既不受平民百姓的羞辱，也不受诸侯君王的羞辱。遭受诸侯君王的恶言羞辱他一定要回击的。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是，他先估计敌对一方的力量，然后以大无畏的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去压倒强大的敌人。曾子以前对子襄说过，我在孔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道理：反省自己觉得理亏，那么即使面对普通百姓也不去恐吓。反省自己觉得理直，纵然面对千万人，也要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当仁不让地勇往直前。孟施舍的养勇守气，与曾子的自我约束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当公孙丑询问孟子自己擅长什么时，孟子回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追问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10]
　　把这段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孟子像此前的老子与当代的应星一样，没有办法把“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的神秘概念解释明白。尽管如此，他依然要给出一套空洞抽象、强词夺理的理论解释：浩然之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只有益处而没有害处。它必须与儒家学说中的义与道相辅相成，而且要长期培养；既不能中途而废，更不能像宋国人那样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以至于泄气而亡。
　　从孟子的这种经典叙述中，可以概括抽象出的是负气而生、鼓气而勇、养气而强、泄气而亡的四种气场境界，其中以“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中庸之道为最佳状态。这一点在据说是由孔子的孙子同时又是孟子的恩师的子思撰写传授给孟子的神道设教的《礼记·中庸》中，更是被上升到了高度宗教化的天道天理的神圣高度。用南宋大儒朱熹的恩师程颢、程颐兄弟写在《二程全书》中的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1]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代的孔子，已经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伦理。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观念。承上启下的董仲舒，是集儒道合一、阴阳合一、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二元理论于一体的第一人。他的《春秋繁露》一书对于传统文化的第一贡献，就在于把老子《道德经》所宣扬的形而上的天道天意，管仲、邹衍所宣扬的阴阳五行的天人合一，与孔孟儒学所强调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身份等级直接挂钩。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与此相配套，董仲舒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贡献，是用普遍人性中等同于绝对天理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进一步调整充实了把人际关系中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宗教神圣化的阴阳气场。
　　继董仲舒之后，把三纲五常更加明确也更加极端地纳入“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的，是致力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代儒学——又称理学和道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尤其是他们的嫡传弟子朱熹。明朝后期，专门致力于愚民自愚、神道设教的儒学官绅，为了给“至圣先师”孔子连同他们自己争取君王之师的“素王”地位，开始从官府到民间广泛提倡崇拜祭祀“天地君亲师”的礼教仪式。满清王朝的雍正皇帝顺水推舟，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正式确立了以“天地君亲师”为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既天人合一又政教合一的本体本位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
　　1949年以后，传统中国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以“天地君亲师”为本体本位的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造反革命、改朝换代的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既天人合一又政教合一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斗争哲学和阴阳气场，并没有因为新一轮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而化解根除，反而与时俱进地转换成为一个阶级绝对镇压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与其相配套的以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严格划线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计划身份、计划经济和计划体制，迄今为止依然保持着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的身份等级和制度歧视，从而为特殊利益集团丧心病狂地垄断掠夺公私财产，提供了根深蒂固的价值共同体和制度共同体。
　　应星在书中仅仅“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就作为灵丹妙药而匆匆概括提炼的“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的气场“续谱”，显然是对于传统中国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既天人合一又政教合一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斗争哲学和阴阳气场，所实施的自我矮化、自我迷失、削足适履、以偏概全的抽象概括。相比之下，前辈戏剧家曹禺，早在1936年的《〈雷雨〉序》以及更为早前的《雷雨》剧本中，就采用来自西方的一对姊妹概念“蛮性的遗留”和“原始的情绪”，生动描述了长期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从官府到民间的集体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之中的这种泛政治化的斗争哲学、价值体系和阴阳气场，对于正常人性的摧残败坏。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