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是腐败重危区，“统制机构与人的问题，仍然难免假公济私，贪污揩油积习在作弊。尤令人惋惜的是比较高级的机构，凭政治的力量，也在其中取利”。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直接影响着战时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国民政府根据修正中华民国战时军律，于1940年12月23日，审结囤积粮食案，处决成都市长杨全宇。杨是战时因贪污被处死的级别最高的地方文职官员，该案对贪污腐败分子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警示作用，一时人心大快。其后，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严厉取缔囤积居奇之际，广东省颁布《广东省防止粮食资敌及外流实施办法》，封锁饶平、潮安等37县局，组织查禁粮食资敌巡察团，分区执行禁令，查处了一大批破坏战时粮政的不法分子。
　　三、在军事上，国民政府颁行“森严法纪，肃正军队”以惩治腐败。
　　为严明战时军纪，打击军事上的腐败现象，1937年8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军律》十条；1937年9月，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其任务是“森严法纪，肃正军队”。《战时军律》颁行后，军法执行总监部处置了一大批军官。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因不听指挥，擅离职守，在晋西北不战而退，贻误战机，经军法审判，被处决。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的半年间，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共处分违犯军纪的将领达154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处决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司令韩复榘，大大地整饬了军纪，振奋了士气。《大公报》评论：“韩是方面大将，而典兵不战，弃土殃民，置之国法，罪有应得。” “（韩复榘）此次伏法，足振军纪，以儆效尤，令人起敬。”在后来的抗战相持阶段与战略进攻阶段，也有多名高级将领，因破坏风纪、违抗军令、徇私舞弊被执行军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惩治腐败行为，是面对复杂的历史条件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作出的一定的积极努力，我们应客观、全面、公正地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不能因为矛盾统一体的一个方面的局限性而否定另一方面或者全盘否定。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综观历史，国民政府颁行了的大量惩治贪污腐败的法令，也实实在在地惩治了一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政府吏治腐败的局面，在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对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发挥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虽然国民政府在惩治腐败过程中作出一些努力，信誓旦旦，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置广大人民的生活于不顾，更兼党治腐败，政府官僚机构恶习成风，积重难返，法规法令诸多，“无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终难全面落实，以致治标多、治本少，讲得多、做得少。国民政府根据所颁法令措施，惩治的一批贪官污吏，大多数只是基层县政人员，鲜有腐败高官落网，正如《申报》发表的《惩治贪污》社评所言，政府惩治贪污时“不过是三四等的角色被惩治一下，而所谓‘元凶大憝’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丝毫奈何他们不得”。“若肃贪官污吏仅限于三四等角色，则简直是自欺欺人！”这就从根本上注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惩治腐败的努力与举措付诸东流，且注定其陷于“越反越腐败”的怪圈之中。腐败者防治不了腐败！
　　蒋介石和国民党内大的腐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防治小腐败者的腐败，然而却防治不了自己的腐败，也防治不了大规模的腐败。国民党的腐败行径，遭到了中国共产党、进步知识分子、社会舆论、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以及“友邦”— — 美国政府的广泛批评。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后，这种批评更为猛烈。就是以小骂大帮忙著称的《大公报》，也在1946年1月29日和30日连载了《快向下看》的文章，抨击国民党反腐败“用药太温和，没有当着一回事做。”建议赶快杀一批贪官污吏以收拾民心，以改变人们不相信政府的信心。
　　1948年11月4日，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发表一篇《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斥责那些贪官污吏是“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破天荒地发表这样的文章，总算也吸取了一点惨痛的历史教训。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腐朽没落的国民党统治早已油尽灯枯，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的任何希望了。
　　历史充分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防治腐败的努力是不成功的。换言之，腐败者是不可能有效地防止自身腐败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对国民党腐败问题认识得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记得，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他在1949年底承认，政府和军队对失败都负有责任。国民党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
　　上述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