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利益导向模式。中共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认为，对于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6]1269-1270。建国伊始，中共在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政策时又采取了“包下来”的措施以解决其切实利益问题。“团结”与“包下来”有几层涵义。一是在工作上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自己原来的职业，对失业者分配适当工作；二是在经济上给予他们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以较优越的待遇；三是在政治上，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给予应有的地位和政治安排，让一部分做不同部门的负责工作。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更好地发挥其专长，中共还提出，“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9]。
三是规劝教化模式。建国伊始，中共在《共同纲领》中就认识到，在旧知识分子转为新社会服务过程中需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政治教育”。为此中共提出，“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10]。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规定：“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11]循着这一思路，中共在1949年就在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
　　 四是典型示范模式。过渡时期中共有意识地引导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畅谈思想转变的体会。1952年7月出版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书就收录了费孝通、游国恩、钱端升、金岳霖、陈鹤琴、周培源、梁思成等30位名人的检讨。用该书“编者的话”说，这些检讨者“是在各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些作品对于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可以发生启示作用的” [12]。周恩来通过《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更成为培育政治认同的典范。周恩来的报告先从自己的体会讲起：参加革命“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即使是担任了高级领导，“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他承认自己在30年革命生涯中“也犯过很多错误”，可他有“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的态度和决心。周恩来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其人格魅力本来就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早已是知识分子心中的楷模。现在他又现身说法。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周恩来都需要通过改造来坚定立场和态度，自己更应该进行改造了。正如马寅初所说的那样，“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的学习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13]。
　　三、实施“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培育政治认同的效果
　　 政治认同的动态意义在于“人们在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其静态意义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分为体制认同、政策认同和政治思想认同。“在体制方面的认同，有助于政治组织及其制度获得合法性，提高组织制度化的程度，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在政策方面的认同，可以使政治过程获得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使政治组织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认同，有助于政治组织的成员树立起共同目标，激发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14]以此观之，过渡时期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效果如何呢？总的看来，它对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培育和强化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从思想认同来看这一政策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加深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同。1952年6月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就认定：“属于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们，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有许多在政治上素来冷淡、落后以至对我表示疑惧的人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代表上述各阶级、阶层的各民主党派，更在三大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并在其所联系和活动的人们中表现了较为多的积极作用。”[15]而参加土改后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有了切身感受，对群众集合起来的威力有了具体了解，对农民的纯朴热情有了更深认识。这都证实了他们在政治学习中所了解到的阶级斗争说、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等理论，从而更加拥护为广大穷苦百姓谋利益的共产党。总之，经过实施这一政策，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解放后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面貌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都已经斩断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联系”[16]。
　　 其次，从体制认同来看这一政策也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最突出的是许多人对于中共的组织认同度明显提高。1952年2月底，北京市委在报给华北局和中央的报告中说：学生群众一起来，北大、清华的一些行政领导和教授就不得不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架子，进行自我检讨。结果，经过一番斗争，过去一般教授和学生们崇拜为偶像的名校长、名教授等都倒了下去。原来的偶像倒下之后，广大师生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目光自然就转向共产党。因此，思想改造运动过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政治热情高涨。他们频频汇报个人思想、反映个人情况，以示向党组织靠拢，并要求加入共产党。就连一向对政党政治相当淡漠的金岳霖也“入了盟，也入了党”[17]。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后，广东“全省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日益高涨，要求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先进分子愈来愈多。根据某些单位的统计，在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有10-20%的人提出了入党的要求”[16]5。就全国而言，有“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同解放初期比较起来，这个变化是很快的”[9]278-279。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