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古往今来所有政体的正当性都必须更多地依赖于民众的认同。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因此，在过渡时期中共一直致力于培育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而实施“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就是一个典型措施。
　　一、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对于新生政权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伊始，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从他们的教育背景看可分两类：在国统区接受本土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解放前夕毕业或在校的青年学生；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有社会影响、为思想学术界旗帜性人物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遍布文化、教育、卫生、科研、新闻出版与文艺界。从政治属性来看可分为左、中、右三类。左右两翼只是少数，其主体是“游离于左右两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2]。国民党败退之时，中下层知识分子基本上都留在了大陆，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也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和国外科研机构的盛情邀请，选择参加新中国建设。
　　 从政治认同的逻辑来看，推动知识分子“身归”与“心归”的统一是新生政权的理想目标。新中国的建立为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培育提供了体制基础，而知识分子投向新中国则实现了这一群体“身归”转向，即实现了体制认同。但知识分子“身归”新中国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内心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同。相比于“身归”来说，“心归”更为复杂艰难。事实上，新中国成立时，绝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抛弃国民党，投向了共产党，这只能归因于他们具有的强烈的爱国情感”[2]7。但不少人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和共产党的要求相去甚远，用季羡林的话说就是“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3]。这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主要还只是情感性的而非认知性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4]他们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便是其相对于政治权威之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由此而形成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金耀基先生就说：“由于知识分子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的，因此，他与政治权威结构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的。”[5]特别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浸染着几十年“西化”进程中所引来的西方民主意识，有的更是亲身体验了英美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意识更明显。所以，培育知识分子内心里的认同以消解其与政府间的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新中国的建设任务而言，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意义更大。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就多次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认同革命就不可能成功。《论联合政府》就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6]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毛泽东又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7]既然任务更加艰巨，如果得不到知识分子足够的认同，新生政权的巩固、国家现代化建设至少都不可能顺利进行。对此中共高层当时是有清醒认识的。中共七届三中全就要求，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8]。因此，强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以充分调动其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就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所蕴含的政治认同培育模式
　　 新中国是建立在武装夺取政权基础上的，中共初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暴力强制。但作为执政党，中共必须转化政治合法性的培育模式，即改变以暴力强制为主而代之以和平手段为主来培育。过渡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就蕴含了多种政治认同培育模式。其中最有效的有四种模式。
　　 一是参与导向模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提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1237。后来中共在批判“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时又说：“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7]1268-1269。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又规定：“人民民主专政……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7]1436-1437。基于这种认识，建国时期中共有步骤地分批将各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成员接到解放区。他们不但全面参与了起草《共同纲领》以及其他各项筹建新中国事宜，而且许多人在新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此外，建国之后，很多人经过短期培训成为新政权的公务人员。除了参加国家政权，中共还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参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批判胡风等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组织他们到工厂农村参观，到苏联访问。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