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一字长蘅，号檀园，又号香海、泡庵、萝壑先生、六浮道人、慎娱居士等，明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南翔镇（今属上海）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于南京，之后他数次北上公车不第，身心益疲。天启二年（1622），流芳再次赴考，抵达京郊时惊闻辽东战事不利，国势垂危，愈加悲观，遂弃考而返，绝意仕进。流芳善诗文，工书画，精通印刻，与同乡名士唐时升、娄坚，以及侨寓嘉定的徽州休宁人程嘉燧称“嘉定四先生”，又与昆山名士归昌世、王志坚并号“三才子”，与董其昌、杨文骢、程嘉燧、王时敏等合称“画中九友”。李氏有《檀园集》十二卷及若干书画、印刻作品传世，其课徒山水画稿收入《芥子园画传》。
施蛰存先生将“嘉定四先生”定义为“明代最后一个诗派”①，作为“四先生”之翘楚的李流芳不仅“诗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间”②，他所持的诗学思想亦颇足注目。本文旨在深入阐析李流芳诗学思想的内涵、特征及其内在体系，并主要通过细致论述其诗学思想与明代诗学资源，特别是与公安派、竟陵派诗学的复杂关系，来探求李流芳诗学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③。
一、“夫诗者，无可奈何之物也”
李流芳论诗主乎性情，从本体的高度对诗歌的抒情性质予以确认成为其诗学思想展开的逻辑起点。《沈雨若诗草序》一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李流芳诗学的情性本位。序云：夫诗人之情，忧悲喜乐无异于俗，而去俗甚远，何也？俗人之于情，固未有能及之者也。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怀独往，耿耿向人，常若不尽。吾知雨若之于情，深矣。夫诗者，无可奈何之物也。长言之不足，从而咏歌嗟叹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也。……余尝爱昔人钟情吾辈之语，以为不及情之于忘情，似之而非者也。必极其情之所之，穷而反焉，而后可以至于忘，则非不及情者能近之，而唯钟情者能近之也。（注：李流芳：《檀园集》卷七《沈雨若诗草序》，明崇祯二年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引文中，李流芳特别指出了诗人之情与普通人感情的异同。“夫诗人之情，忧悲喜乐无异于俗”，“忧悲喜乐”作为自然人性的发露，是诗人与俗众共通的情感。然而，诗人之情又“去俗甚远”。 他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俗人之于情，固未有能及之”。俗人不及情的言下之意就是诗人及情。“及与不及”一方面指诗人的主体情感超乎俗人之上，表现得尤为深厚，而偏至、坦率往往是这种深厚感情的特质所在。正因如此，流芳满怀称许地将诗友沈雨若描绘为“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怀独往，耿耿向人，常若不尽”的情深之人，“傲骨”与“孤怀”突显出其情之独特偏至，“耿耿”与“不尽”表明了其情之坦率真切。“及与不及”另一方面指情感自内心产生或变化时，诗人能自觉地察识到情感的存在与跃动，俗人则不然。“俗人之于情，固未有能及之”的说法实取自《世说新语》当中记载的一则典故：“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注：刘义庆撰，朱铸禹汇校集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下卷《伤逝》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页。)圣人托全副身心于大道，摆脱了感情的困扰；庸下之人奔忙俗务，浑浑噩噩，丝毫没有意识到自我情感的流露变化；只有“我辈”专注于情，一往而情深。流芳认为典故中的“不及情”与“情之所钟”正好可借以说明俗人与诗人在自我情感觉察、感知程度上的差异。俗人对内心自然表露的情感没有自觉的认知；诗人却能时刻专注于自身的情感，自觉而敏锐地体认到情感的状态及其变化过程。与此同时，李流芳还对典故中的“圣人忘情”与“最下不及情”从根本上作了区分，认为两者“似之而非”，“必极其情之所之，穷而反焉，而后可以至于忘”，情感发露到极致后，穷尽而返，终归于本真，方能“忘情”。当然，流芳也意识到似乎只有圣人才能企及的绝对化的“忘情”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却绝不是“不及情者”所能接近，“唯钟情者能近之”。这就为情感专注说及其主情论诗学的展开找到了哲学上的合理性。正是在辨析异同、疏解意涵、归纳演绎的基础上，李流芳提出了其诗学思想的核心主张：“夫诗者，无可奈何之物也。长言之不足，从而咏歌嗟叹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也”。诗歌就是诗人情至深处，自然而发，亦不得不发的产物。很显然，持此核心主张的李流芳论诗以情性为本位，因偏至、坦率而愈加深沉是诗人情性区隔于普通人感情的应有之义，而高度自觉的自我情感专注意识亦为诗人所独有。
李流芳的情性本位诗学观还体现在有关其诗歌创作实践的述评中。李宜之在《檀园集后序》中转述叔父流芳之语云：“予（流芳）少沉于科举之业，学无根本，不能通经，见汝父为诗，窃私喜而习之。顾视一时所号为诗人，其嘲戏风月，以取欢流俗者，意颇不屑为之伍。……生平往来燕齐，及遨游吴越山水间，见夫林泉气状，英淑怪丽，与夫风尘车马之迹，人世荣枯之感杂然有动于中。每五七其句读，平上其音节，而为诗。年来将毋十亩，退而灌园，朋旧过从，发愤时事，和汝唱余，篇什稍多。”（注：李流芳：《檀园集》卷末李宜之《檀园集后序》引李流芳语，明崇祯二年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程嘉燧《李长蘅檀园近诗序》亦云：“余与长蘅皆好以诗画自娱，长蘅虚己泛爱，才力敏给，往往不自贵重。……至于诗歌率然而成，尤不能尽见。……因每与长蘅兄弟及正叔辈相对窃叹，以为吾侪虽不逮古人，亦非有讽切美刺宜传于时，顾其缘情拟物，旷时日而役心神，亦以多矣。”（注：程嘉燧：《松圆偈庵集》卷上《李长蘅檀园近诗序》，明崇祯二年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真率、独至的情怀逮与物遇，自然而然，发以为诗，这既显示了李流芳的诗学主张，更是他在情性本位诗学观指导下的创作现实。正因如此，流芳对自己的诗歌作品“往往不自贵重”；以此观之，那些本于“嘲戏风月”、“取欢流俗”之用的诗歌创作必然遭到流芳的轻蔑与不齿。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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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李柯 发表于：2011-07-18 11:19 点击：次
【关健词】李流芳；诗学思想；明代诗学；批评史意义
晚明嘉定著名文人李流芳论诗以情性为本位，重视诗歌艺术形式的功能价值，这两方面共同构成其主情论诗学思想的主体。基于此，他还提出了“各成其一家”、“画会之诗总不似”等诗学见解。在与公安派、竟陵派人物交游的背景下，李流芳论诗既与公安、竟陵相类，又通过客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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