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本末观念还有另外一种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解读。那就是认为本是灵觉,末为修行功夫。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禅宗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禅宗南宗一系大体上都重体悟而轻渐修。《永嘉证道歌》
这里的“本”“末”观念还有另外一种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解读。那就是认为“本”是灵觉,“末”为修行功夫。“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禅宗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禅宗南宗一系大体上都重体悟而轻渐修。《永嘉证道歌》主张“但得本,莫愁末”,认为一旦抓住灵觉,就一通百通,也就无所谓末了。就是说,灵觉所知,一切法皆为佛性,这样实际上是消解了末。
三、《永嘉证道歌》及其华严思想的影响
现在所看到的《永嘉证道歌》定型于北宋真宗前后,所以它也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宋代士大夫们。这其中有宋代理学氛围浓厚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永嘉证道歌》本身的禅观:就是通过山林自然生活和生死无定的庙堂闹市生活的比较来凸显田园山林生活的美好。《永嘉证道歌》所强调的这种对于风月和庙堂闹市的比较,及其对自然氛围的描述,往往容易在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共鸣[8](188)。如《永嘉证道歌》中的“入深山,住兰若,岑岑幽邃长松下,阒寂安居实潇 洒”[3](620)“将月照,松风水”[3](620)等等都表达了对山林悠游,与世无争的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3](621)“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3](621)等等则表达了庙堂闹市生活的无常。《永嘉证道歌》的这种“山林悠游”的禅观看似是出世的、山林的,实际上恰恰是入世的、闹市的、官场的。这与南宗“由出世到入世、从山林走向闹市、将道场移进官场的认识转化过程”[8](187)是一致的。这迎合了士大夫对于山林自然生活的向往,与一些士大夫的隐逸理想不谋而合,而对于那些两袖清风,忧国忧民却因官场腐败黑暗而报国无门的士大夫则更是起到了一种慰藉的作用。
事实上,自唐朝开元(713?741)以来,玄觉禅师就对士大夫们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例如,开元三年,李邕左迁丽水司马,为玄觉禅师撰《神道碑》。开元初年,庆州刺史魏静辑《永嘉集》。到了宋代,玄觉及其《永嘉证道歌》的影响可谓有增无减。先有宋太宗下诏重修龛塔,后有杨亿作《无相大师行状》。而对《永嘉证道歌》的影响之扩大最为有功者是南宋大儒朱熹。朱熹继承和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论,认为程颢、程颐“续夫千载不传之绪”[9](3675),乃是道统中上接孟子的圣 贤。朱熹继承程颐所提出的“理一分殊”观点,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其内涵。朱熹在解释其“理一分殊”思想时就引用了《永嘉证道歌》的佳句“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来加以说明。正是通过士大夫们对于玄觉及其《永嘉证道歌》的不断宣传和解读,《永嘉证道歌》的影响日益扩大,从中也可见华严学以及《永嘉证道歌》对于宋明士大夫影响之大。
《永嘉证道歌》的华严思想对朱熹的思想尤其是其“理一分殊”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这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以及朱熹对《永嘉证道歌》的态度中清楚地看出来。华严学中的“一即一切”,乃是“同一本体显现各种各样的事物”[4](311)。华严学的理,是本体、是真如法性。这也是华严彼岸世界的理论根据。其“理事无碍”就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3](621)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朱熹言:“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10](1150)但 是,朱熹的“理一分殊”却又与《永嘉证道歌》中的华严思想有着显著的区别。朱熹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并不严格,有时候说的似乎是普遍的理与特殊的理的关系问题。如:“太极非是别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10](3122)有时似乎又是指太极与万物的关系问题。如:“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 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11](74)不难发现,不论是把理一分殊作为普遍的理与特殊的理的关系问题来理解还是把它作为太极与万物的关系问题来理解,都没有《永嘉证道歌》那种对“月”和“月影”的严格区别。这是因为,朱熹的理本不是像华严学的理那样是一个本体,朱熹的理是事物的规律,是道德的原则和标准。因此朱熹的理是可以存在与万物之中的,而华严学的理则不同。可以看出,朱熹赞成《永嘉证道歌》这种一与多的关系的比喻。并且朱熹的论证方式显著地受到了《永嘉证道歌》中的华严思想的影响。但是,朱熹的一和多不论是在外延上还是在内涵上都与《永嘉证道歌》的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永嘉证道歌》也影响了杨亿以及杨亿所代表的“西昆派”诗人的文风。杨亿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文学家,是“西昆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著名的佛教居士和外护。“西昆体”的重要特征便是“言不尽意”和“不说破”,这显然是受到了佛学尤其是禅学的影响。杨亿在担任翰林学士的时候专门为玄觉禅师做《无相大师行状》④附于《永嘉证道歌》文末,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玄觉禅师及永嘉禅观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影响。当然,杨亿作为佛教居士,其佛门交游也并不仅仅专宗一派,而是广泛交流、兼容并取[12]。他以及其他西昆派诗人广泛地吸收了包括玄觉及其《永嘉证道歌》在内的佛教各种思想的影响。
至于佛教内部,玄觉及其《永嘉证道歌》的影响则更是非常巨大。现在被《卍续藏经》收录的对《永嘉证道歌》的注疏就多达四种⑤。此外,《永嘉证道歌》还远播韩国和日本。甚至有传说《永嘉证道歌》还被译为梵文本三卷,传入印度[13](159)。由此可见,《永嘉证道歌》的影响可谓是既深又远。
注释:
① 目前学术界对《永嘉证道歌》的研究或集中关注其“如来禅”思想、“悟无生”思想, 或着重考证其作者及年代. 参见: 弘觉.《永嘉玄觉禅师证道歌》讲析[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26?137. 洪启松. 永嘉的顿悟[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195. 郑志明. 永嘉玄觉禅师证道歌义理初探[J]. 中国佛教, 1984, (6):6?12. 惠空法师. 永嘉禅法的时代意义[J]. 曹溪禅研究 ,2003, (3): 233?249. 徐文明. 《永嘉证道歌》与二十八祖说的缘起[J]. 中国禅学, 2002, (1): 127?138. 聂清. 《证道歌》作者考[J]. 宗教学研究 , 2000, (1): 31?37.(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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