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财富分配的公平、效率、共富、和谐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其间关系的正确处理，是一个纵贯古今乃至未来的世界性难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基于公有制的按劳分配制度体系，就是解决这一难题或课题的决定性制度。
　　一、按劳分配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和分配制度理论研究的追溯与前瞻
　　（一）按劳分配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
　　一般来说，按劳分配制度指公有企业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的收入分配制度。其实，新中国分配制度自公有制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一个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辅体的分配制度体系。1952年和1956年的两次工资改革后，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等级工资制——企业八级工资制和干部职务工资制。同时，实行了全方位保障制度。例如：离退休制度、子女从入托到中小学直至大学的受教育保障制度、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就业保障制度、各种劳保——工作条件艰苦地区的补贴、有碍健康工种的补贴，以及以单位澡堂、服务商店形式存在的各种生活保障制度等。等级工资制和全方位保障制度，共同构成了直到改革开放的按劳分配制度体系。这种全方位保障制度，一度被冠以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农村大包干为始点，各种承包制在全国城乡渐次遍地开花，有效地矫正了平均主义弊端，推进按劳分配制度体系日臻完善。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揭示了按劳分配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公平与效率”。藉此，应把按劳分配制度体系界定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辅体的分配制度体系。因其按劳分配为主体而称按劳分配制度体系，不泛称分配制度体系。
　　（二）基于公平效率关系的分配制度理论研究的历史追溯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了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较早地研究了基于公平效率关系的分配制度。他认为分配的正义指社会的财富、权利及其他可以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东西的分配原则；矫正的正义是对分配的正义导致贫富分化等弊端的纠正，以保障分配的正义公平，开创了基于公平效率关系的分配制度研究的先河，并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西方理论界。
　　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公平分配观的杰出代表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探讨了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问题，认为体现公意的法律应该体现分配公平的原则，防止以强凌弱，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自由平等主义代表罗尔斯的《正义论》，基本上代表了现代西方公平分配理论的高水准。罗尔斯基于美国国情，在批判传统功利主义基础上指出正义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是既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自由权利、公平竞争，又能在体制上消除过多的收入和地位差距，使处于最不利地位者最大限度地获益，并使职位对一切人开放。虽然这些分配制度理论不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其整体的科学性与马克思主义公平分配制度理论相差甚远。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迄今为止，作为理论体系，仍然是最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公平分配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透过经济现象表层而深入人和社会的本质内核，即透过私有制剥削关系的表层，深入到人异化为物的奴隶的历史深层，发现了实现人的异化复归的经济社会发展“否定的否定”规律。马克思基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理论，落脚点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亦即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按劳分配。即通过生产条件的公平分配实现产品的公平分配，来保障劳动大众由异化到复归而当家作主站起来成为经济社会的主人[1]。建立公有制，保障并不断推进人的异化的复归——人力产权自主实现，是迄今为止基于私有制雇佣关系的公平分配制度理论无法企及的根本所在。有人认为，苏东社会主义的消亡甚至我国的某些改革，都证明了按劳分配制度及理论并非科学。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有意歪曲，就是误解。因为这种观点既没有把按劳分配理论与对其片面理解以及相应的不彻底或片面实践探索相对分开，又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历史意义，以及其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理论品质和实践特质。
　　（三）按劳分配制度的历史贡献及其理论创新和精华成分的传承与超越
　　追溯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按劳分配制度，虽然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但它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曾经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不容否认。苏联1928年到1940年的12年间年均以21％的速度持续增长，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50年~1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奇迹。[2]此后虽然由于新制度优越性迸发期过后发展速度放慢，但直至苏联解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依然是同期资本主义所无法企及的。苏联解体20多年后的今天，俄罗斯仍然没有恢复到苏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是铁证。另一个奇迹发生在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华民族不仅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扬眉吐气地成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现在回头看，无疑这两大奇迹决定于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其按劳分配制度体系。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因此而否认长期以来由于对按劳分配规律认识的不全面，见之于实践的不到位，贯彻方式的欠确当而存在平均主义弊端。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并消除这类弊端而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战略抉择。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按劳分配制度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过程，可以发现经过了一个马鞍形曲折。所谓马鞍形曲折，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的缺陷及实践异化，对按劳分配制度体系完善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有学者把“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评价为“在新中国的经济历史上至关重要，它代表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个重要节点。”“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收入分配原则都必须做到效率优先，任何非经济手段导致的‘公平’都有损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政府只有在财力、物力迅速增长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来兼顾公平。”甚至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看作分配规律。①现在结合我国财富或收入分配相对两极分化趋势回过头来审视，就会发现这些观点夸大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没有看到其缺陷带来的负面作用。(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