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极想象 

　　两极想象与单极想象是中国与西方想象模式存在的差异。中国人关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切想象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体两极的想象模式。在这种想象模式中，任何事物都被认为是由阴与阳这样两极因素构成的一个完满整体。钱穆说：“中国人所讲的‘道’，正是在此一阴一阳中之全体活动。”[3]这种关于世界的两极想象源于中国古老的《易经》。《易经》对万事万物进行了阴阳两极的基本分析，这构成后来中国人对一切问题最基本的想象方式与思维方式。西方人对事物的想象则相反，在他们的想象中，任何物体都应该是由一种单极因素或者说绝对因素构成的。中国人把一切事物都想象为阴阳两极的一体存在，从人体到宇宙、从无限小到无限大概莫能外。对自体、他体乃至全体的这种一元化想象，构成中国人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一统观念，也使中国人在人格上处于自体内部阴阳俱备的完整状态，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处于神与人、超我与本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状态。西方人的一体想象不是两极想象而是单极想象，一体要么是善极，要么是恶极，一体总是为单极想象。中国人可以把天与人这样的两极因素视为天人合一的一体关系，西方人眼中神与人的关系则是绝对不同的两体关系。对人类自体的单极想象是恶，对上帝作为他体的单极想象是善，善与恶这样的两极因素分别是由上帝与人两体担负的。康德对上帝与人类的两体认识就是这样的：“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4]两体化的二元思维必然导致斗争观念与征服意志，善与恶的对立、斗争及其胜负结局因此就成为西方一切想象的不懈主题，一定要有一个孰是孰非、孰胜孰败的结局也就成为西方单极想象无法摆脱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模式，这与热衷于大团圆想象的中国文化完全相反。但是我们同时还应看到，单极想象容易产生终极想象与本质想象，西方的科学是在对自然本质的终极想象中产生的，宗教则是在对人的本质的终极想象中产生的。费尔巴哈说：“宗教是、而且只能是人对自己的本质——不是有限的，有止境的，而是无限的本质——的意识。”[5]所以，西方的单极想象会更多地导致本质想象，而中国的两极想象则会更多地产生关系想象。我们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想象中产生了儒家思想，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想象中产生了道家思想。
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社会想象思考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解决任何社会发展问题除了源于世界的先进思想，还要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社会想象基本特征的时间想象、人伦想象与两极想象已经构成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并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一）李约瑟难题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至今仍颇具影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产生过举世无双的辉煌成就，可为什么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如果从社会想象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大都被归笼到中国传统的社会想象体系中，它们的社会功能也基本上是在这种社会想象体系的规制下发生作用。现代社会想象特征基本上也是西方那种空间想象、人性想象与单极想象，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并由西方主导的原因。而中国传统社会想象特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总体上是一种背离关系。科学发现是在单极想象与本质想象的不懈探究中产生的，中国那种过多的两极想象与关系想象就可能造成对科学探究的羁绊与限制。从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技术的发展明显优于科学的发现。技术发展的精神动力往往来自某种功利性关系想象，科学发现则需要那种为科学而科学的非功利性本质想象。我们应该在制度上与文化上鼓励科技工作者加强为科学而献身的纯科学的本质想象。这样我们才能在对世界本质的探究中产生更多在基础领域推动世界进步的科学发现。
（二）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不管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中属于时间想象范畴的始端崇拜现象。我们古代教育更多地面向时间的始端，缺少空间意义的教育，这使中国教育一直成为盘绕文化始端的衍生品。在目前应试考试的教育体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代教育那种对知识始端的崇拜、承袭与衍生的传统，我们的教育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知识始端衍生品的附属地位。这种面向已知领域而不是面向未知领域的教育理念与教育传统自然难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我们的教育不仅要面向已知领域，也要更多地面向未知领域，不仅要有时间想象，还要有更多的空间想象，这样才能培养出既功底厚实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
（三）老幼优先的福利制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亡》）是中华民族大同社会的完美理想，作为人生时间序列的前后两端，老人与幼儿一直处于我们民族时间想象的优先地位。根据中华民族这种尊老爱幼的文化传统，我们可以考虑实行社会福利的老幼优先制度。福利制度属于社会的二次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领域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贡献大小进行空间性的差异化分配，并在对社会贡献的激励机制中不断扩大社会的中间阶层规模。而在二次分配领域则可以根据年龄的差异实行老幼优先的福利制度，也就是以时间序列为坐标，形成老人与幼儿享受较高社会福利，而青壮年实行相对较低社会福利的年龄差异化福利结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实行完全均等化的无差别福利制度，既会形成社会过重的福利负担，又会不利于社会活力的激发与保持，甚至可能会使社会丧失生机与活力。这样，我们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橄榄型结构，在二次分配领域形成哑铃型结构，两种分配结构就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互补型社会分配格局。
（四）大家庭想象与协商民主

　　“以天下为一家”的大家庭体系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在大同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最终都要普遍地趋同家庭关系，或者说都必须纳入到所有社会成员共认的大家庭体系中。这种大同社会理想深刻而长远地影响了中国人寻求变革的历史道路。冯友兰说：“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就是“大同”社会的概括。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礼运》的这一段话很受推崇。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农民起义的革命家洪秀全引它，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引它。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也引它。孙中山在各处的题词，常写“天下为公”四个字[6]。中国的社会共同体想象一直是一种大家庭想象，社会管理也根据家庭的结构与价值来进行，“以孝治天下”就是把家庭的孝道放大为国家的王道。我们民族的一切社会想象或多或少都与这种大家庭想象有关。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而且把协商民主正式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可以说，在统一而非对立的前提下进行利益协商而不是利益对决就属于一种大家庭想象。(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