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寅教授对知识（管理）的目标和认识的重新规定，使得他必须找到适合自己思想理念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一套外在的操作程序和规范，而是试图把人类除感性和理性之外的情感和价值一并体现出来。他用一分为三来指称
杨百寅教授对知识（管理）的目标和认识的重新规定，使得他必须找到适合自己思想理念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一套外在的操作程序和规范，而是试图把人类除感性和理性之外的情感和价值一并体现出来。他用“一分为三”来指称自己的方法，“三”，就是指第三者参与到矛盾双方之中来，对矛盾双方进行调和、沟通和转化工作。相形之下，“二”表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只有把它变成“三”以后才是最稳定的。因此，“一分为三”表现为创新思维的哲学基础，杨百寅教授借用此方法，不仅突破了多年来管理思想史以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为中心的研究框架，而且将对知识整体理论表达自身的基本层次和层面的详细探究铺展开来（见图2）。
在建构知识管理模型的历史演变中，“一分为三”是知识整体理论标新立异的最好见证。虽然“一分为三”不是杨百寅教授的首创，但将此运用于知识管理领域，他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人。《道德经》这样注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是事物存在的法则，“道”之意蕴渗透着“一分为三”的哲学思维。《史书•律书》曰：“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逸周书•武顺》云：“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三〕和曰强”，黑格尔的“正、反、合”，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具备的“仁、智、勇”品质，都是“一分为三”思想的重要见证。我们也经常听人这样说：“你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实际上，硬币有三面：正面、反面和边缘。这种类比正好适用于知识整体理论中三种知识的概念。倘若硬币的正反面分别代表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那么边缘体现的就是活性知识，而现实企业管理中人们恰恰忽视了硬币边缘所代表的活性知识。这些都充分表明：“一分为三”在逻辑上必须先有“三”的存在状态，才能有“二”的逻辑状态，最后才能形成“一”的统一状态。故此，杨百寅教授视“一分为三”为最平衡、最稳定的结构，他将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活性知识纳入一起，既客观地分析了三者的差异，同时又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动态关联，从而戳穿了原有知识管理认识论上的屏障。他在探讨三种知识的存在关系时，认识到活性知识与众不同的价值，进而把人的因素拉回管理的情景之中。由于更多的知识管理模型越来越注重人与组织和其他情感因素的重要价值，这就再次充分证明活性知识在管理领域存在的合法性和不可或缺性。
知识整体理论在暗示，“一分为三”的分析框架，与其说要保证三种知识之间的平衡，不如说要以活性知识的巨大作用为契机，在整体思维方式上合理利用这些知识的互相联结为企业提供有益的服务。更何况，它通过运用整体思维加快了管理创新的进程这一点在研究者和实践者看来是有目共睹的。对知识的这种分法，绝不是从表面上批评某个人的具体思想，毋宁说批判的锋芒是暗指建立在此思想基础上的哪些管理学家。杨百寅教授的初衷在这里并不是单纯地批判前面这些人，而是试图通过这种划分打破传统的认识论思维，消解主体与客体之间截然对立的局面，同时唤醒人们对主体性（如价值、道德、自由等）更深的认识。当然，杨百寅教授指出“主-客”二分在知识管理领域的不足，并不是蓄意彻底否定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存在及其意义，而是在此基础上比前人走得更深更远一些：他的知识整体理论覆盖了管理领域知识的每个方面，对西方研究者来说，他是具有典型的中国式管理思维风格及技巧（整体思维）的主要解读者之一。在此意义上，知识整体理论蕴含的“一分为三”哲学理念在管理领域的应用，为解构现行知识管理和促进现代管理认识论的范式转换走出了关键一步。
三、应用价值：批判性反思与建构
知识整体理论批判的锋芒奠基于管理领域的现实性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社会的蔓延，在新的环境中存在着“知识在社会（宏观维度）和企业（微观维度）中的运用”问题（注：FA von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5, 35(4),pp.520- 529.Nicolai J. Foss,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Firm”,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9, 155(3)，pp.459-486.）。在宏观维度上，Ikujiro Nonaka这样说：“在一个不确定的经济体内，惟独可以确定的是能够保证产生可持续竞争力的源泉在于知识。”（注：Ikujiro Nonaka,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1, 69(6),pp.96- 103.）在微观方面，企业战略资源的竞争说明人才就是知识的体现。其实，知识不过是认识的必然成果。人类诉诸于从知识那里体现出来的求“真”、求“知”的思维方式对自身的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引发出可能的新的变化点，并力图达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这种反思是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本质上不仅仅属于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而且还在于积极的“建构”。杨百寅教授正是一方面沿袭西方哲学史上从康德以来的“认识批判”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强调奠基于知识的管理问题时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批判理论追求管理的合理状态。从当今的管理学研究的总体现状来看，人们普遍热衷于数学建模，依然缺乏对现代管理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从而使得对现行管理理论的批判反思成为当今管理研究中极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众所周知，批判理论不能简约为一个排斥他者的封闭系统，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具有自我反思的特质——既自觉地把现实的实践力量作为自身的构成要素，又反思地澄清自身在复杂的社会转变中的作用。在管理领域，批判理论的目的是在日益多元的世界里建构人类管理实践的新基础，这种理论的繁荣是一系列正统或非正统思想家推波助澜的结果。Axel Honneth曾言：“今天的批判理论的关键难题包含在这样的问题之中：我们如何才能获得一种分析的框架，既能把握社会统治的结构，同时又能确定社会转变的资源。”（注：Axel Honneth, Charles W. Wright, “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 Ess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高效的管理正是立足于分析的框架，从社会转变中汲取养分，找寻各种要素之间的动态关联。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路，企业的发展本身即为批判，并且始终是批判。他说：“彻底的认识批判最终只能以再现类的历史的形式进行，并且，反过来，从以社会劳动和阶级斗争为媒介的类的自我产生的观点来看，社会理论只有作为认识着的、意识的自我反思才是可能的。”（注：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企业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批判性知识，是以“自我意识将知识呈现于意识之内并予以反思”的能力为前提。从国内外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批判性思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只要涉足管理领域，批判性思考在所难免。在此意义上，所谓“修炼”，本质上是关于一系列批判性思考的感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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