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整体理论正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孕育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将此思想视为标志着从20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这段时间管理领域所产生的现象的特征并不为过。知识整体理论的外观通常引发人的错觉，以为这是一种杂乱无序
知识整体理论正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孕育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将此思想视为标志着从20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这段时间管理领域所产生的现象的特征并不为过。知识整体理论的外观通常引发人的错觉，以为这是一种杂乱无序、晦涩的思想。它如同William H. Newman《管理过程》和Peter F. Drucker《管理实践》，将其研究的目的和其处理的基本问题（以一种整体或系统方式）鲜活地绽现出来。与其他思想迥异，知识整体理论的提出更加“基本”和“现实”。它不是一部管理著作，而是管理实践的思想火花，是对现代知识管理社会命运富有成效的反思。知识整体理论在对传统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重新阐发的同时，独具匠心地将活性知识纳入管理的时代问题。毋庸置疑，它是西方管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革新。它不遗余力地向人们表明，知识作为最基本的管理问题恰恰也是最深刻的时代问题。
总体来看，知识整体理论以整体性思维直指传统管理的窠臼展开分析和批判，并依据新的环境重建起管理理论的认识论框架。虽然整体性思维在今天的管理界没有取得主导地位，但奠基于此的知识整体理论的提出，无论是杨百寅教授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由衷地承认它是管理学界不可轻视的、开创性的思想之一，更不输于西方管理史上的其他经典理论。知识整体理论之所以一提出就取得这样的影响并在学界引起一定重视，除了与它处理知识问题的深度、广度和现实性有关之外，还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们正在经历的东西方管理的窘境及其深层次的问题，从知识的三个层面，全面剖析了西方管理的内在病理（如缺乏对情感和价值的重视），使人们对后现代社会管理的复杂性有了更为透彻的体认。
二、理论特色：“一分为三”与现代管理认识论的范式转换
杨百寅教授受到了西方管理思想的熏陶，虽然秉承了西方管理的基本理念，但他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模式。在谈论管理问题时，他更多地使用的不是管理，而是知识的概念。在杨百寅教授看来，西方管理的命运实际上是西方知识文化的问题，说到底是西方思维方式的问题。以此来看，知识整体理论似乎又是整个管理学界传统得不能再传统了。关于知识问题，杨百寅教授的研究似乎显得有点老套，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管理的羁绊。然而，杨百寅教授认为，只有在这个问题上“正本”和“逐末”，才能对现行的管理模式进行范式转换。他将知识置于现代性的管理问题域中，一方面为西方知识管理开拓更广的思考空间，欲使其摆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范式，进而走出传统认识论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在激活后现代多元社会中的管理思想，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其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所以，杨百寅教授是从“知识”问题入手开始他自己的管理思想之路的。
认识论对于管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西方知识管理最初建立在二元论(Dualism)的传统哲学基础上。“二”所指涉的东西一定具有相互并列的对立关系，从而对“一”有了非常明晰的划分。由于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笼罩和影响，目前知识管理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由哲学家Miekale Polanyi开创的“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范畴〔即二维空间〕（见图1）（注：Minu Ipe, “Knowledge Sharing in Organization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view, 2003, 2(4),pp: 343-344; Nick Marshall, “Cognitive and Practice-base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nd Learning: Incompatible or Complementary”, Management Learning, 2008, 39(4),pp.413-431.）。因此，如何建构出一套适应复杂异变环境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便是当今企业管理的中心问题。杨百寅教授对这种带有二元痕迹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考辨，认为隐性知识虽难以表述清楚，但因其难以复制与易增殖的特性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并已经成为企业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显性知识虽然不能提供知识概念的全面描述，但它在价值上能够中立，因而有利于明确规范程序。Ikujiro Nonaka宣称：“企业的知识管理就是源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不断汇谈。”（注：Ikujiro Nonaka, “Patrick Reinmoller and Dai Senoo, The Art of Knowledge: Systems to Capitalize on Market Knowledge”,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8, 16(6),pp.673-684.）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管理中的知识不论何种形式，皆与人紧密关联（注：Timothy Kuhn, Michele H. Jackson, “Accomplishing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ng Knowing in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8, 21(4),pp.455-459.）。人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内生力量，人的心理意向（表现为一些情感因素）和对知识的诊断是知识重用的决定因素。在此意义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分法无法全面体现人的因素以及人与知识的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
“主-客”二分框架缺乏“整合”思维，因而对知识的描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无论是Marc Demerest创建了知识管理的模型（该模型由四个阶段构成：知识的建构、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使用和知识的体现）（注：Marc Demerest,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Management”,Journal of Long Range Planning,1997,30(3),pp.374-384.），还是Fawzy Soliman和Keri Spooner通过修正这种模型提出的五种阶段知识管理链（创造知识、获得知识、组织知识、进入知识和使用知识）（注：Fawzy Soliman, Keri Spooner,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Rol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0, 4(4),pp.337-345.），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遗憾的是都没有认识到“活性知识”即哈贝马斯所指的解放知识（emancipatory knowledge）。西方管理学家认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所揭示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囊括了所有知识，即使存在其他类型的知识，也一定是为人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所统摄。与他们不同，杨百寅教授认为知识当中涵盖人类对精神过程和情感作用那里得来的对现实事物的认识和领会，理所当然，它应该根据人们的价值和情感来理解。而这，必然涉及活性知识。在知识整体理论（即三维空间）中（见图1），奠基于对以往管理认识论的考察，杨百寅教授用整体思维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机械性、直观性和局限性，深入到连接主客体关系的中介环节，主体和客体自身的历史文化的丰富规定性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多向度、多层次的关系，为我们构造出一个全新的认识框架，并系统地阐释可能发生的各种管理活动，尤其是对企业未来战略发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方面的知识。他明确表示，现阶段的知识理论远远没有达到充分建构管理实践的任务，这些知识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而其缺陷的根源在于对其自身的定位。面对目前知识管理研究的多元化局面，立足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必须形成和创建知识管理研究的新路向。于是他敏锐地察觉到能对企业带来价值创造的活性知识就是新知识的重要来源。如果说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互动作为一个知识运用与知识创造的综合过程决定了组织的创新与应变能力，那么活性知识的重要性在于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核心价值观与共同理想的形成，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活性知识源于企业家对战略和理想（vision）的向往，以价值（组织存在的意义与使命）追寻为核心。虽然这种知识谈不上是为管理立法，但其重要性是不可质疑的。它的首次出现，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打破了知识管理原有框架模型的束缚，使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向着更高更深的层面演进。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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