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教育的途径方面，《乐记》认为，与德育带有强制性的外在影响相比，音乐美育的方式是动于内，从内心、从人的情感的角度去打动人的，由内心感化和提升人们的心灵境界；这是人间最大的快乐。《乐记·乐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是发自人的内心的，故打动人也是从人的内心出发的。而礼是外在的规定，从外在形态上，对人们进行道德规范的，故对人的要求也是外在的。乐从内在的角度去感动人，礼则从外在的角度去影响人。《乐记·乐本》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侧重对人的情感要求的调和，礼侧重于对人心灵活动的节制，从而完成“乐动情，礼晓理”的任务。故云：“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乐和礼两者共同作用，便内和外顺。这样，人们的修养就会达到理想境界了。故云：“致礼乐之道，举而示之，天下无难矣。”“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具体说来，乐教作为一种审美教育方式，礼教作为一种伦理教育方式，两者是情与理的关系。
　　再次，从教育的效果角度看，音乐的审美教育对人的感化往往使人亲和，充满爱心，而礼则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要求。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乐记》曾认为“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性”。指礼用以引导人的意志，乐则使人的情性得以调和，并且可以“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不同气质的人能够相互调剂，异文合爱，形成一种相反相成的和睦状态。从人伦关系上，《乐记·乐象》认为“乐行而伦清”。又《乐记·乐化》：“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即音乐通过其感人作用，可以使人敬国君，顺长辈，爱父兄。这就使人相亲相爱。乐的目的，就是要让天下太平，君臣各得其所，即所谓“异文合爱”。礼的目的，就是要使长幼井然，父子和睦，海内之民，相互敬重，即所谓“殊事合敬”。
　　可见，礼乐两者，其作用虽不相同，却是互补的。两者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从自然界的规律来看，礼与乐要和谐：“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这种把音乐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制的方式，影响到了中国后来的社会生活。中国传统的处世原则，就是要使人既可亲，又可敬，可亲可敬，是为“圣人”。过分强调乐，人与人之间就会散漫，就会丢掉原则；相互间不够敬重，也就不能维持社会秩序。过分强调“礼”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等级过于森严，不利于团结一心。所以，两者使用得当，才能“合情饰貌”。《乐记》把其看成一种最高理想，认为“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只有大圣才能做到。
　　总而言之，《乐记》是中国2000多年前的音乐理论，其中对于音乐教育，特别是在音乐作为审美教育的功能方面，提出了很好的观点，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乐记》把人看成是宇宙万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宇宙的和谐就体现了音乐精神，音乐体现了宇宙的和谐，从而从身心两方面感染人打动人。由于乐的创作过程中所受到外在的影响有好坏、善恶之分，乐也有好坏、善恶之分，人们应加以选择，使音乐发生积极的影响，因为主体的本性具有多重的可塑性。同时，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审美教育是通过感化和熏陶去影响人的，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如智育、德育。音乐既然有缘情的特点，乐教便可以通过感人的途径如春风化雨般地进行，它对人的感化常常是潜移默化的，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的。这就不同于德育的强制性和智育的直接性。音乐鉴赏的过程就是审美教育的过程，是自我观照、自我觉醒的过程。或平息忧患，或宣泄愤懑，或寄寓恬淡的情趣，或享受快乐的人生，进而使人格得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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