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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协商民主通过发展公民精神，涤荡臣民意识和清官情节，为消解信访困境培育心理基础。
协商民主通过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不断打破束缚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臣民意识。直接政治参与给公民带来任何政治说教都不及的教育功能。公民们发现，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就在社会主体的“公民身份”上。臣民是君主专制制度下人的无主体性、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状态。而公民的社会角色作为“臣民”的对立面表现在人格上的独立、自由。公民精神的复兴意味着理性和主体性的发展，而理性和主体性的高扬又促使契约关系的生成。英国法律史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陈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推崇契约精神的文明必然推崇人格独立、平等观念和权利本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崇人民主权原则。因此，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不过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人民不应成为统治者暴力专制的对象，相反。统治者的统治权基于人民的授权和同意。
这种情况下，臣民意识和清官情节就从根本上得到涤荡。一方面，权利不再是权力的附属，它本身便是无可争议的目的；权力必须在充分的、健全的、独立的权利基础之上才有存在的价值。“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被视为来自一个前政治的或非政治的领域，它们至多是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但绝不受其督导。”结果，公民们不再选择依附和顺从权力的方式(反反复复的上访)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而是选择用制度制约权力的方式来保护权利。另一方面，当人民对政府的清官情节淡化以后，政府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很多人民内部的争论，政府只应该引导人民以协商的方式自行达成共识，而不应该继续以政府裁决的形式代替人民形成共识。如此，针对政府行政错误作为的信访数量会因为政府的居中性和超脱性骤然下降。
第二，协商民主通过培植程序公正观念，引导权利和权利之间达成妥协，为消解信访困境提供文化基础。
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崇尚程序，主张程序公正相对于实体公正具有独立的价值。正是在程序公正阳光的照耀下，协商民主引领人民走出道德绝对主义的囹圄，不断弱化对实体公正的片面追求和非理性追求，进而引领私权利和私权利之间达成妥协，形成共识。具体来说，协商民主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社会成员在尊重程序公正的基础上，相互赋予对方生存与发展所必需权利，以有效避免潜在冲突，实现各社会主体双赢、多赢。首先，从社会主体认知层面上看，协商民主强调社会成员应该具有平等、宽容和妥协的精神。“良好的目的彼此常常存在冲突，而资源又有限，因此，无论个人还是政府的政策决定，几乎总是需要权衡，需要对不同目的进行平衡。”协商民主告诉人们，妥协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如果人们因为道德绝对主义立场而不许妥协，因为对革命或斗争的迷恋而不愿妥协，因为想赢怕输的赌徒心态而不敢妥协，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陷入冲突不断恶化的暴力世界当中。其次，从社会主体能力层面上看，协商民主强调社会成员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和判断力。拥有了足够理性，权利主体才能够对自己的观点予以充分佐证，对别人的观点予以充分理解，并使得权利主体在参与过程中调节和控制自已的欲望和行为。拥有了足够判断力，权利主体才能够在偏好转变和平衡不同特殊利益基础上谋求普遍利益，达成社会契约，实现各社会主体的共荣共赢。再次，从社会主体实践层面上看，协商民主要求社会主体具有尊重契约的情感、履行契约的意志。在协商民主主体看来，保障妥协收益的契约是一种庄重的承诺。这种承诺既然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他就理应为此承担责任，接受由此而来的必要约束。可见，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体制，不仅是妥协经常发生的交易场所，还是妥协技巧和契约观念不断养成的学校。一旦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经由协商民主经常达成妥协和共识，人民群众再竭力寻求权力部门居中裁判的信访活动也就自然式微了。
此外，协商民主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和公共精神指导下的协商，不断打破桎梏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非理性情绪。在平等协商过程中，公民们发现公民资格意味着有责任的权利。权利与义务总是对等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城邦制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就一方面享有参加公共事务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承担服务与保卫共同体的义务。现代社会，公民参与政治是一种权利，但同时也要承担有序参与的义务。无序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漠视程序公正的行为，尽管其在实体上有可能是公正的，但这种公正带有严重的瑕疵，以至于成为有害社会共同体的错误行为。不难看出，一旦有序政治参与观念深入人心，大量信访活动即使不减少，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内在控制而遵循现行制度规范。
第三，协商民主通过架构博弈平台，引导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达成共识，为消解信访困境提供体制基础。
当代中国，一方面三十余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公正不断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能力并不平衡，导致公共决策存在偏离公正性的现象。事实上，正是许多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才诉诸信访这一非常渠道。因此，建立健全以利益协调为核心的社会公共协商机制，平衡、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体制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化解信访困境也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协商体制中，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才能够直接向权力中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才能够使政府公共政策在最大程度地上反映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首先，中国各级政府是人民政府，自然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但是政府并不是万能的，不经由协商民主和广泛的民意收集，它就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因此，我们应该搭建协商民主这一信息交流平台和博弈平台，让人民也参与到“服务型政党”与“服务型政府”服务内容的决策上面，防止民主变成替民做主。究其原因有三：一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群众的意见是政府提炼服务内容的第一手素材。二则，坚持协商民主在于要寻找政府决策科学性和群众性的最佳结合点。。三则，坚持协商民主在于实践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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