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理性能力受到制约，他们的主体性精神也就容易走向萎缩(主体性和理性是现代性的两大支撑，正是在理性指引下主体经过反复博弈，而缔结社会契约并进而构建公德 社会与法治社会)。结果，人民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命运，而是倾向于寻求形形色色的权力保护者(清官)“给自己讨个说法”。马克思就此指出：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另一方面，由于受“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的影响，权力拥有者对基于臣民意识的“清官情节”也作出了积极回应。这种“清官”的客观存在和积极回应又反过来刺激了臣民意识的疯狂生长。结果人民相信：权力比制度更能实现公正；而上位权力又比下位权力更能实现公正。在这种逻辑的驱使下，人民纷纷涌向或者渴望涌向权力中心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信访活动由之获得了最为重要的心理动力机制。
　　同时，臣民意识与清官情节是社会成员经过长期的心理积淀而形成，不可能立即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这就解释了当前我国信访困境发生的心理诱因。在目前群众信访活动中，许多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根本就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有的问题刚刚进入司法程序，但人们马上就放弃司法途径转到信访途径上来；有的则在通过司法解决的同时也利用信访途径寻求解决。人民群众如此热衷信访话动，臣民意识与清官情节难辞其咎。
　　第二。重实体轻程序的历史传统，萌发了信访困境发生的文化诱因。
　　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权力的恣意、专断和裁量。因此，程序在法治和任性之间划下一道鸿沟；对于程序公正。的重视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国民的法律素质。
　　中国社会传统历来重实体轻程序，与实体正义观念深入人心相较，程序正义观念被很多人忽略。然而，犹如英国法律格言所揭示的那样：“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社会公正从来都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往往很难实现；即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也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实体公正往往因人而异，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人眼中也有一百个实体公正。相反，良好的程序公正则可以促使人们从内心承认和接受某种具有强制力的决定，可以相对减弱个人在自作主张时所显露的那些咄咄逼人的锋芒。换言之，程序公正可以使当事人对“实体不公正”的不满失去客观依据。当然，重视程序公正，有时会对实体公正造成一定伤害，但这种伤害予以接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犹如罗尔斯指出的那样：“允许我们默认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惟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情况下才有可能。”
　　程序公正观念的匮乏，从两个方面为信访困境的生成推波助澜。一是，片面追求实体公正使得人们容易陷入道德绝对主义而不愿做任何妥协。如前所述，实体公正往往因人而异，过于忠诚自己视阈中的实体公正，容易陷入非理性的误区，从而不愿和他人理性交流和妥协。美国学者多比尔对道德绝对主义者拒绝妥协的逻辑有过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尽管具体的伪装有变化，但绝对主义者反对妥协的理由呈现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他们的目标在伦理上是绝对优先的。这种道德优先性意味着其他的任何主张必须用他们的衡量维度来评价，而其他的主张对他们而言在伦理上是没有值得认真考虑的分量的。其次，任何反对者在伦理上可以被归类为堕落的或低下的人。显然，在道德绝对主义者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奉为圭臬时，宽容与妥协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要“追求终极公正”，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为妥协意味着尊严受到伤害，人格受到践踏；如此，上访、不断向更高部门上访也就显得合乎逻辑了。二是，对程序公正的忽略使得人们勇于藐视一切程序规则的羁绊去寻求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强调人的有限理性。强调人类只能用“足够满意”取代“最满意”；而程序的及时终结性正是人类有限理性和效率原则的体现。对程序尊重、有序政治参与是程序公正的直接体现和本质要求。程序公正观念的缺失致使许多人热衷于无序政治参与。他们相信，因追求实体公正而实施的无序政治参与即使对程序公正有所侵害，那么这种侵害相对民众的沉甸甸的实体幸福是不值一提的。结果，伴随着无序政治参与的水花，信访浪潮再一次汹涌而来。
　　第三，公权力与私权利博弈平台的匮乏，萌发了信访困境发生的体制诱因。
　　资料显示，当前人民群众信访事务的绝大多数是因为在公共问题上受到不公正待遇，比如征地拆迁中不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见，或土地赔偿中的不公正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公共权力长期高度一体化，过于集中、权力失衡、缺乏有效制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实际运作的是在党的权力领导下的行政权主导的制度。按照宪政精神，我国地方权力体制存在这样一个链条循环：人民——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地方政府——人民。然而，由于“人民——地区人民代表大会一地方政府”链条的松弛，地方公权力呈现出高度的一体化格局。地方政府直接管制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则缺乏有效机制监督地方政府，缺乏有效渠道与地方公权力进行博弈。另一方面，我国的县、乡地方公共权力机关由于处于“熟人社会”之中，权力关系和人际关系、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这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极易导致公权力滥用。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公共权力容易像霍布斯阐述的利维坦一样为所欲为，走向公共性的对立面。结果，人民群众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就只能通过信访方式寻求上级公共权力机关的关注和解决。
　　
　　三、协商民主：消融信访冰川的理性阳光
　　
　　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和价值取向能够有效地调解社会矛盾、复兴公民精神、促进社会共识，从而化解信访困境。具体来说，协商民主可以从心理、文化和体制三个方面有效改造信访困境发生的三大诱因，使信访问题从根本上获得治理的希望。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