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思维的“国家本位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强调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了农民文化发展的主体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而忽视了农村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强调灌输马克思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而对非主流但合理、客观存在的农村各种文化形态缺乏足够的尊重与认可。以上几个方面决定了农村公共文化在意识形态教化和国家意志的渗透过程之中，具有政治统领文化的特征，或许在某一个时期内，可以对农民的思想和意识形成强大的支配力，但是一旦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觉醒，这种意识形态属性的农村文化必然遭遇合法性危机。正如人民公社时期，忽视农民主体需要的文化体制确实为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基础，但是一旦其依附的经济基础——集体经济瓦解，它自身也就很快彻底崩溃。
　　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的“计划式、部门式”。这一供给方式具有强烈的“政府办文化”色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未被充分挖掘和利用。政府掌控着所有农村文化资源，集生产者、提供者、管理者于一身，“政事不分”、“管办不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效率非常低下；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准行政化，部门内部缺乏竞争力和活力；运用行政指令手段调节农村文化服务，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主要通过行政部门的计划、协调完成，从而违背了文化创新性和自由性的特性，忽略了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规律。
　　（二）改革开放后的“部门供给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方面，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自由性大大增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民的主体性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驱动之下，政治方面实行“撤社建乡”，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也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之下取得了较大成绩。然而，农村公共文化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创新却一直滞后于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依然基本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部门供给模式”，但意识形态灌输已经大大减弱。这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有以下特征：
　　1.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由单一的政府文化部门垄断逐步转向政府文化部门、市场文化企业、社会民间文化组织三元协调配置。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为单一的政府文化部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低下，且容易出现缺位、错位：之所以说“缺位”，是因为在部门供给模式之下的大多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文化人才、文化投资都集中在乡镇层级，并没有深入到村庄，远远超出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圈，农民可谓可望而不可及；之所以言“错位”，是因为在缺乏农民文化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单向部门式供给体制之下，无法真正将农民的文化表达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之中来，文化部门与农民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和互动交流，从而导致文化投资的浪费和农民文化服务的缺位。
　　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经济成为农村发展的第一要务。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对农民已不再灵验。改革开放初期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特殊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农村公共文化则处于最为沉寂的状态：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灌输、意识形态宣传、动员式的文化参与被逐渐否定（唯一残留的就是部门式、计划式的文化服务供给体制），但是新的农村文化服务体制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中的文化企业、社会民间文化组织的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文化服务体制的建立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正是在这个转型的过渡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政府文化部门只是象征性地提供一些农村文化服务，因为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经济发展才是关系其政绩的关键指标。
　　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决定论”，农村各个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非均等化”发展趋势。享有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每个农民基本的文化权利，但是现实情况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即使同是农村地区也存在着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投资力度大，公共文化设施齐全，公共文化人才充裕；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把精力集中放在经济发展上，其实，问题并非出在地方政府身上，而是出在财税体制和压力型行政体制之上：一则国家财政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上的分摊比例过少，地区的文化服务基本上是由地方财政承担；二则压力型行政体制把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重经济、轻文化”的做法和思维方式。 3.国家利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导核心价值观、渗透国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降低，国家在农村的文化阵地出现失守。正如中央领导李长春同志所言，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之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1]文化的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公共文化服务在满足农民求知、求乐、求富需求的同时，它还可以传递着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政治思想、政治目标和主流价值观念，这些对于形成符合国家安全的民间舆论，增强农民对国家和政党的政治认同、强化政治参与、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公共文化服务缺位、错位和农村文化阵地失守，农民主流意识形态淡化，进而造成农村伦理道德下滑、农民精神世界出现信仰危机。
　　三、“多元参与合作模式”：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想模式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和政府、企业、社会民间组织、文化事业单位几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市场经济逐步发育成熟，很多中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随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配置也逐步由国家政府一元主导转化为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化结构，过去那种政府包揽社会事业、支配所有社会资源配置的“机械式团结”社会渐渐发展成为三元结构均衡协调的“有机团结式”社会。在文化资源配置方面亦是如此，政府、市场、社会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生产供给方面的合作和联系越来越紧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的多元参与合作模式成为未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政府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满足广大农民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企业、社会民间组织、文化事业单位四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