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迄今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无疑是法国当代哲学家鲍德里亚。鲍德里亚以巴特、德波、列斐伏尔、拉康等人的理论，特别是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对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解码。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生产时代的结束和消费时代的来临，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消费取代了生产的核心地位，不仅支配着生产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他认为：“消费神话在20世纪的历史性浮现，……它是一种新社会现实的标志。”[6]228按照鲍氏的观点，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物品的消费并不是建立在迫切要求对使用价值的需求和享受之上，而在于它是一种象征符号，是由符号构成的框架本身。这种自成体系的符号框架已然延展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有关传播与文化关系的各个具体层面，而且最后所有具有相关性的符号理念都凝聚和外化为消费品。这样，人们的消费目的在于显示自己的地位与文化身份价值，因而被赋予符号学意义。显然，从符号学视角来分析消费，消费物必然只是一种文化符号，即消费本身成为了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蕴的自组织系统和领域，其中的所有物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替换，变得只具有符号学的内在价值和意义。
从表面上看，在《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早期的三部代表作中，鲍德里亚很明显地吸纳了马克思所特有的分析商品生产的逻辑思路。像马克思一样，鲍氏也从生产的视角来透析消费，把消费看作生产的内在要素和环节，坚持生产决定消费的观点。在他看来，消费社会是在资本笼罩之下生产力加速发展的历史结果。生产时代的形而上的东西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地，消费社会里人们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7]。诚然，鲍氏也同样十分强调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能动作用。在他看来，人的需求也是消费的一部分，需求和消费实际上都是“生产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延伸”[6]66。此外，鲍德里亚也承认消费必然是要受到生产的制约的。他说：“消费者的需求和满足都是生产力，如今它们和其他（比如劳动力等）一样受到约束并被合理化。……在（社会经济政治）战略分析中，它受到生产约束和生产周期约束的支配。”[6]75
但是，究其实质，鲍德里亚是从符号学视角展开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在早期的三部代表作中，他将符号学融入了马克思所构建的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之中。因为，他发现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当代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思想、观念，而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突显并充分而有效地解释消费在当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6]69。在消费社会中，建立在符号和编码之上的消费成了主导，生产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而且消费被符号、编码所操控——这就是消费社会所固有的主导性逻辑。如其所说：“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6]67鲍德里亚之所以将消费视为当代社会的主导性逻辑，究其原因，乃在于鲍氏与马克思各自所面临的时代境遇不同。
在鲍氏的晚期著作中，他使用符号学理论对拟像统治和符号拜物教等等异化现象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在他看来，使用价值的原始载体——劳动，始终处于一种外化、异化过程，不再是生产性的。他说：“劳动不再是一种力，它成为各种符号中的符号。它像其他事物一样被生产，被消费。它按照一种完全的等价关系与非劳动、与休闲相互交换，它可以与日常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相互替换。它被不折不扣地‘异化’，不再是孕育特定社会关系的特殊历史‘实践’的场所。”[8]9-10由此，劳动只具有想象的物质性，其指涉价值被完全掏空。符号形式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劳动，淘空了劳动的任何历史意义，在自身的再生产中吸收了劳动。整个当代社会原有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意指关系被彻底隔离乃至异化。可以说，传统实体意义上的价值规律已经转变为以符号结构为基础的价值指涉关系，价值规律的基础不再是一般等价物影响下的商品交换，而是在符号代码影响下的意象结构。
鲍德里亚晚期思想的这种进一步发展必然促使他走向马克思的对立面。鲍氏敏锐地意识到消费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且发现这种重要性在向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不断获得超乎想象的聚合和强化，以至于他猛烈地批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将其看作一种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谋。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9]33也就是说，在鲍氏看来，马克思的“生产主义”旨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但事实上是一种“浪漫主义”，并没有触及生产的原则和形式，没有达到这一批判理论的实际目的。因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生产的夸张”和“增长的夸张”的方式来试图超越资本主义时，其结果只能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论证或解释，不可能越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还进一步指出，传统的物质生产日益被“符号生产”所取代，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反而再生产出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
我们看到，鲍德里亚从符号学视角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固然拓展了马克思的批判话语，但是，鲍德里亚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的却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物质生产的核心地位。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40年代起，西方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消费在社会中获得了主导性地位，影响到经济本身即所谓“经济基础”的领域。整个社会俨然成了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生产、劳动、生产力的全部领域正在跌入消费的领域。鲍德里亚正是在这时走上理论舞台的。所以，在鲍氏看来，现代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马克思的商品生产逻辑本身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不可避免地处于符号编码的笼罩和统治之下，必然为符号逻辑所置换。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曾经一直充当着资本主义内在批判和社会替代方案的理论基础，如今已经无法胜任，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替代物只可能在当代社会商品生产的解构中，在生产原则本身的解构中，也即在符号构筑的框架之中。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革命’，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10]因而，在后期代表作《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用“生产之镜”来界划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生产主义”视为马克思的总体逻辑，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他说：“由于把自己理解为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的合理化形式，马克思锻造的武器转而反对他自身。”[9]33正如凯尔纳所指出的，鲍德里亚“预设了一条根本的历史分界线：符号社会与生产主义社会的分界线”，进而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11]149。晚期鲍德里亚试图以象征交换体系替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把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其他范畴带入代码的随机领域。但是在后来关于象征交换体系的思考中，他发现这仍然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更为玄奥的思考——只有当人们所创造的符号统治了当代社会的一切领域和形式时，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泥沼，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按照鲍氏的这种“天才的”设想，到那个时候，人的存在自然也就完全变成了“无”，不再具有任何真正人的意义了。(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