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入研究甚至推崇备至，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前提。、
三、近代西学在中国的失落促使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在崇尚西学，宣传西方文化的同时，并没有
盲从，他们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持有某种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比如，陈独秀在1915年9月即已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李大钊对民国建立以后的政治局面始终是不满意的，这就促使他去探求理想的民主政治，于是。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提出了他的政治设想和方案。在李大钊的构思中，最适宜之政治就是“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尽管“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怀疑论成份，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尔后接受社会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转变的关键因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前途的认识，李大钊与同时代的其他论者一样，首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是维护世界人道公理的战争，是反对暴力的正义、和平、公理的战争。在《威尔逊与平和》中，他说：“吾人终信平和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从而表达了他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陈独秀曾真诚地欢呼协约国方面的胜利，他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表达了这种“公理战胜强权”的欣喜之情，并真诚地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称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李大钊在《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中，有如下的论述：“方今世界各国，罔不投于战争漩涡之中，一时军事内阁之成，自为其应有之象。顾余敢断言，战场之硝烟一散，此县华幻现之军事内阁，即将告终。而一复其平民政治之精神，此又战后复活之世界潮流也。吾人挟此最有势力之世界潮流以临吾政府，武断政治之运命将不摧而自倒。”坚信“平民政治之精神”将会代替“武断政治”而成为“战后复活之世界潮流”，这正是李大钊观察、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出发点。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前，李大钊对国际政治和民主主义运动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对俄国二月革命后形势的发展格外关注，撰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一系列文章，促使他后来能够在国内较早地关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认为，俄国二月革命“由内政言之。则实自由政治之曙光”，意味着“平民政治之精神”在世界上的最初出现。在此意义上，他又在《庶民的胜利》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看成是相对于“大……主义”(专制的隐语)和“资本主义”而言的“民主主义”和“劳工主义”的胜利。此后，其论著中就反复出现“平民政治之精神”(平民主义)的主题，这促使他较快地接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当巴黎和会中中国主权和利益被包括法国在内的列强所出卖之时，陈独秀发现，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说：“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心目中几近完美的法国形象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他写道：“法兰西国民，向来很有高远的理想，和那军国主义狭义爱国心最热的德意志国民，正是一个反对。现在德意志不但改了共和，并且执政的多是社会党。很提倡缩减军备主义。而法兰西却反来附和日本、意大利，为着征兵废止、国际联盟、军备缩小等问题，和英美反对……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去了?”其实，他在1918年初就已经看到：“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此时，随着“巴黎和会”所引起的对西方文明的幻灭和“五四运动”的开始，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十月革命”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俄罗斯，投向了这一20世纪“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并由此开始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不可否认。近代西学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近代西学东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近代西学的传播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这种启蒙作用不能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之后抛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认为可有可无，实际上这种启蒙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着中国人日后对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解、应用的质量。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经历了器物——制度——观念由表层到深层的过程。就在高举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巴黎和会”与俄国“十月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中国先进分子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失望之余，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民族国家的希望，时代的转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