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联系。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接触与碰撞、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中，通过中国革命实践和文化选择机制，被中国先进分子理解、接受、信仰和发展的，是一批中国先进分子本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信念，努力向西方寻求的最佳思想武器。这其中，西学的传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近代西学传播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西学传人中国，始于明末清初，但不久因中外各种原因而被迫中止。西学再次传人中国则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西学东渐的主体，早期是外国传教士，之后是清政府出使各国的外交官员和随从翻译，以及留学欧美的留学生和一些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再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无政府主义者；然后是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
　　自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出使西方各国的外交官员或随从翻译，以及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与国内一些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向国内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的同时，也介绍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的有关情况。如崇厚、高从望、张德彝、黎庶昌、李凤苞、汪凤藻、王韬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张德彝以英文翻译的身份随使法国。期间正值巴黎革命爆发和巴黎公社建立，崇厚将他所见载入日记中。张德彝亦将其目睹情况写成《三述奇·随使法国记》一书。稍后，王韬翻译和写作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并汇编成《普法战记》，该书于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刻发行。此外，高从望撰写了《随轺笔记》，黎庶昌撰写了《西洋杂志》，李凤苞撰写了《使德日记》，汪风藻翻译了《富国策》，这些书都从不同侧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介绍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如把巴黎公社起义人员称为“乱民”、“叛勇”，高从望甚至直呼公社战士为“匪类”，《中国教会新报>也称之为“贼党”，但这毕竟让中国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客观上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立宪政体的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康有为、梁启超遂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康有为1894年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经多次修补，后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康有为为完成其构思多年的重要著作——《大同书》，进一步吸收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定贡献。梁启超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改良派代表，1902年起，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以及《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论及马克思及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直言不讳地讲：“中国当时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与骤致大国，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马君武、宋教仁、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林云垓、陈炯明、李人杰、徐苏中、沈仲九等人，也更加关注社会主义。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还在马克思的名下列举了五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际为恩格斯所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孙中山于1905年至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样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预防未来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病，更好地实现中国的富强。孙中山坦言：“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
　　中国在海外的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先后形成两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所，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新世纪》杂志。他们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正如吴雁南等人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举办的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在辛亥革命前各类报刊中，不仅介绍数量多，论述也有精到之处”。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所，改组为中国社会党，推举江亢虎为部长。中国社会党成立后，江亢虎和社会党其他骨干成员，如陈翼龙、沙淦等人有组织、有刊物地鼓吹社会主义。尽管他们介绍的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优越，说服中国人民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南，甚至大肆批评“马氏学说之弊”，但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上述各群体在传播近代西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充当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尽管他们的目的大相径庭，传播环境也有所差别，但是，他们使马克思主义由附带的、零星的传人，到较为广泛地介绍，至五四时期成为重要社会思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近代西学东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又研究甚至推崇过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就很有代表性。
　　李大钊于清末民国初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经主攻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和经济学说，比较系统地掌握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并对之深信不疑。1913年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该校政治经济科一、二年级的课程表中包括国家学原理、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民法要论、刑法要论、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英文、哲学、第二外国语、政治学史、财政学、统计学等。而且该校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这些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为李大钊日后的思想变迁和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
　　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主要受到英国功利主义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法国学术思想涉及不多。但他对法国的柏格森哲学却予以特别的关注，并接受了他的一些哲学观点来建构其早期哲学体系。如李大钊把柏格森的“绵延”说用来作为反对封建复古论的武器；研究柏格森的“直觉”说，倡导国民个性的充分发展；阐释柏格森“变的哲学”，得出社会改造是合理的结论；剖(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