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柏格森关于生命冲动是意志自由创造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宿命论。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法国学术思想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对法国学术史上进步观念演进轨迹及其唯物史观形成的贡献有重要的评述。
　　李大钊崇尚西方的自由理论。在他看来，自由是西方文明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公民行使民主程序的基本要求。李大钊不仅接受了卢梭、鲍桑魁和穆勒等人的自由理论。而且还有所发挥。他转述穆勒之语：“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不独专制政府其行此为非，即民主共和行此亦无有是。”穆勒政治思想的中心是个人的自由问题，认为个人是自由的主体，言论自由则是个人自由的首要前提，个性的发展和完善是自由的目的。李大钊认为穆勒对自由的论述是“透宗之旨”。只有遵照穆勒的自由理论在中国推行代议制度，特别是要尊重民众的思想自由，中国才能成为立宪之国。
　　李大钊到日本后不久就接受了托尔斯泰的“群众之意志”的“累积”是“历史上事件之因缘”的看法，并将其同自由主义观念融会在一起，探讨了“民彝”。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民彝”政治观念。李大钊进一步把卢梭“契约论”的平等精神和穆勒的自由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民彝”为出发点和价值尺度，以代议制为形式，以自由、平等为其精神，即“民彝”与国法之间愈益疏通为目标的民主观。同时。他称赞托尔斯泰“唱导博爱主义，传布爱之福音于天下”，是“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希望人伦关系达到普遍的爱，甚至认为：“爱者。宇宙之灵也。人天之交也。吾人当信仰真理，吾人即当尊重爱。”
　　李大钊对西方民主精神的接纳。既表现出引进西方文明的开放心态，又表现出很强的民族心理选择机制。这奠定了他民主意识和独立品格的思想基础。
　　陈独秀出身于“习儒业十二世”的世家，十七岁中了秀才。1898年，陈独秀考入杭州求是书院，他在这里开始接触和接受到了新式教育，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还学习了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等。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之前，陈独秀曾三次东渡，留学日本，广泛地接触并学习研究西方各种思想学说。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道：“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对于每个国度，陈独秀首先提到的都是一个哲学家和一个科学家，如法国是哲学家卢梭和科学家巴士特(今译巴斯德)；德国是哲学家康德和科学家赫克尔(今译海克尔)；英国是哲学家倍根(今译培根)和科学家达尔文。这足见陈独秀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广泛与深入。陈独秀的早期宪政思想，以法国的民主主义为基调，其中亦杂糅了英、美等国的自由宪政思想。陈独秀关于民主的大部分观念沿袭了卢梭的“主权在民”学说，而他以个人主义阐释的人权观念和有关法治的一些主张，实际上更多地源于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
　　陈独秀在《新青年》早期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推崇备至。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他以《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浓墨重彩地颂扬法国文明，还选译了法国历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和同样是法国人的Max O’Rell的《妇人观》；在《青年杂志》的第三、第四期《世界说苑》栏目中登载了李亦民编译的《法兰西人之特性》。在陈独秀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类似“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这样的文字。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把他认为足以代表“近代文明之特征”的三件大事——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都归功于法国。他说：“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在他的笔下，法国不仅对近代文明有其独特而重大的贡献，就连法国人的国民性也远非其他西方先进国家所能比拟。“代表近世文明者，推英、德、法三国。而英俗尚自由，尊习惯，其弊也失进步之精神。德俗重人为的规律，其弊也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活动力。法兰西人调和于二者之间，为可矜式。”对比德、英两民族而独独推崇法国人。“从陈独秀所受法国影响的来源看，即有来自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尤其是卢梭思想的因素；又有来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因素；他还受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以降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领导的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取自近代西方，尤其受到了来自法国的重大影响。由于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迫切地要为中国的问题找到快捷的解决方法，这促使陈独秀思想上经历了急剧变化。即从一个倡导“人权”的自由主义启蒙者，一变而为高举“民主”旗帜的民主主义者，再变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青年毛泽东同样具有中西合璧的知识基础。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中国史地、古典文学。在对西方文化的求索中。毛泽东曾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他回忆说：“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斯·密勒)所著的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传奇)、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毛泽东回忆中谈到的这些印象深刻的书，都是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古典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名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课程由杨昌济采用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课本。该书共约10万字，毛泽东阅读时写了12万字的批语，这就是《(伦理学原理>批注》。当时杨昌济翻译的由日本人所写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出版，毛泽东将其借来，一字不漏地把全文抄了下来。一师毕业之后的两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广泛深入地接触了蜂拥而至的西方文化思潮。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这三大哲学家即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英国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毛泽东自觉学习、研究西方文化。为他日后改造、融合西方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他日后没有出洋，却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