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网络传播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网络可以告诉我们社会在某些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确定应该在哪些方面加以调整和完善。网络表达、网络发泄还可以释放社会上一些不满的情绪。矛盾和冲突不能掩盖、压制,而应让它显现、表现出来,这是“安全阀”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而网络传播恰可以对社会矛盾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可以防止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全局性危机甚至动荡,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5]正如郑也夫所说的那样:“不信任也包含了抱有期望这一层含义,正是由于这种期望的存在,才会导致产生失望与不信任,因此适度的不信任有助于纠正政府行为的走偏,并且也给建立信任提供了契机。”[6]也就是说,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为建立良好的政民信任关系带来了契机,关键是政府如何认识、把握和利用。
　　第三,要将对网络传播的应急管理推进到治理的层面。因为网络传播与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政府政治、经济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在网络社会化的态势下,如果政府仍然仅仅把网络当作一种媒体来管理——不是不要管理,其结果要么是制约网络的发展,要么造成政府工作的被动与落后。因为以管理的角色定位应对网络媒体将会是对网络传播的消极制约,政府往往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仓促上阵,被动应付,而且一次一次地重复着被动,以至于一次一次地透支自己的公信力。政府需要从更宽广和更深入的视野来看待网络,将网络传播从应急管理推进到综合治理。治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管理,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中介组织、政府与民众等多元力量的互动、沟通与配合。因为网络涉政公共事件中信息传播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单一的干预策略都存在着顾此失彼的失败风险,这就需要政府放权,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大力鼓励政民沟通与互动,营造出政府与公众、媒体、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环境与氛围。
　　参考文献:
　　[1]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3]杜骏飞.政府网络危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4]叶皓.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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