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指出，藉水泛滥侵城，很大程度上是因城南诸水的北涌，其中吕二沟最为厉害，故有必要筑堤防御。吕二沟发源于藉水南岸山麓，向北注入藉水，“其出也有激荡之势，遇猛雨阻藉及城，故每年筑堤使其顺南而下”[3]。
　　吕二沟堤在藉水南面，束水东流，乾隆九年（1744）以前已有修堤传统，但始筑时间不祥。据《清高宗实录》卷二一○载：清乾隆九年（1744），甘肃巡抚黄廷桂上报朝廷时称，“城南之吕二沟，向于南岸修筑长堤，开浚小河，引水东流，至城东关对面之南，汇入汐河。嗣因废河为地，将旧堤掘开，直冲汐河”，以致州城受灾；而工部议覆：“其吕二沟缺口，照旧筑坝堵塞，使沟水仍由小河东流。”
　　至晚清，吕二沟堤仍然不时得到修筑。如道光十九年（1839），知州邵煜重修吕二沟堤。光绪三年（1877），秦州大旱，知州陶模以工代赈筑吕二沟堤，“长三百四丈，其内外亦树以柳，历八十许日，工亦竣。”（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一《艺文三》）
　　3.3 防洪堤坝的维修与经费制度
　　防洪堤坝乃沙土所筑，在藉水的冲击下，极易崩塌，故“岁须增筑，乃得无患”（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三《建置》）。至光绪初年，曾“障藉水”的“宋公堤”和“费公堤”早已“廞废”，“荔裳（宋琬）去今已二百年，费君不过百年，而其所为隄皆销蚀无遗迹”。陶模对自己所筑之堤也发出感慨：“兹堤也，绿杨白沙，吾民日往来游嬉其上，似有所甚乐者。顾吾不知后更几年，亦将如宋堤、费堤之漠然，而不可指其处也。”（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一《艺文三》）清末，天水城南防洪堤坝修筑出现岁修制度，“每岁修筑以防水害”，如“宣统三年之修防，费银至千余”。[3]
　　频繁的堤坝修筑必然需要一定的财力、物力作为保证。据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地域》载：“州旧有罗玉河壖地，居民占盖铺房者岁纳租约二百余缗，以备岁修。命州人士经理，工逾年费八千缗有奇，皆已出，民不与焉”。这不仅确保了筑堤所需的财力支持，同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并且命专人“经理”，从而确保了筑堤工程的顺利实施。《清史稿》卷四四七《陶模传》也载：“州南籍水齧城堙，模为筑堤沼三百五十丈，植芙蕖杨柳，蓄鳞介，取其利，以时缮完。”可见，陶模也认识到频繁修筑堤坝需要一定的财力保证，故有此举。
　　3.4 城南防洪堤坝的防洪成效
　　天水城南防洪堤坝的建设对减轻藉水北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乾隆十年（1745）藉水两次灾城之后，一直到1953年藉水泛滥，天水城仅发生五次水灾，而且其中两次是由罗峪河泛滥所致，其余三次也均没有提到藉水（表1）。可见，虽然乾隆十年（1745）以后，藉水对天水城的威胁增大，但因城南防洪堤坝的建设，藉水侵城的频率和强度均较低。此外，史料明确记载了防洪堤坝对藉水北侵的抵御作用。如任承允在《创建陶公祠碑记》云，自陶模筑陶公堤和吕二沟堤之后，“水灾之淡，迄今三十年”（民国《天水县志》卷十二《艺文志》）。
　　4 天水城市水灾应对措施的环境效应
　　综合上文，天水城市水灾的应对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罗峪河河道的治理和天水城南防洪堤坝的建设。这些应对措施对减轻天水城市水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同时也给天水城的水环境带来“利”、“害”两方面的效应。
　　4.1 罗峪河河道的治理与官泉的塑造
　　天水城为解决城市用水问题，曾在罗峪河上建坝堵塞，“引归西流”，从中城与西关城中间穿城而过，但也给城市带来了严重水灾。清乾隆九年（1745），秦州知州程材传治理罗峪河时，并没有废弃中城与西关城之间的支流，其目的仍在于“引水济用”。而且这支罗峪河支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仍然贯城而过，这对天水城的地下水补给有着重要作用。建国前夕，天水城内尚有16处碧波涟漪的大水坑，这些水坑大多数是明清时期为修筑城墙从城内取土而挖掘形成的。以西关城石家坑为例，长150米，宽约25米，面积3845.5平方米，深1.8米，坑内地下水充足，常年不干。[4]

       最能体现罗峪河贯城支流对天水城的环境效应，当属天水城南民生水源地——官泉。天水城在使用自来水之前，城中百姓生活用水主要来自大城西南隅南祥门外的官泉（图4）。从其地理位置来看，该泉是罗峪河贯城支流冲积扇前缘地下水涌出泉，水质甘美，涌量较大。关于官泉的供水作用，民国二十八年（1939）《天水县志》卷二《建置志》的记载最为详细：
　　“其水甘美，供全城居民及官厅饮料。旧时污秽不治，往往为澣濯者所混浊。前任姚令（姚展）构亭其上，颜其额曰翼然。去年，经县令王君敬和督饬公安居重新斯亭，亭之东甃以石，上覆木板，凿为泉眼者八，有盖启闭，尾开方池，两边竖立砖栏，有口可以出入，汲水甚便。前之污浊者，今则异常清洁矣。”
　　4.2 城市水灾应对措施与南湖的萎缩
　　南湖是明清民国时期天水城南的一处重要湖体，现已彻底干涸，但今天水城区仍有数处地名含有“南湖”，如南湖车站。李振翼认为，东至吕二沟入藉河的饮马巷南口，西至后寨，北抵南城外的官泉、水月寺、荫柳村及清泥河（清水河），南直抵藉河均为南湖区域。[2]那么，南湖究竟何时形成？如何演变？原因如何？经笔者研究发现，天水城市水灾应对措施与上述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南湖形成于何时？民国时，冯国瑞先生在其所辑佚的《秦州记》中认为，“唐宋以后”即出现南湖，不知冯说所依何据？[5]此外，部分当代志书和研究论文认为，南湖于“明初”已经出现，其根据在于：明洪武六年（1373），千户鲍成筑大城时，南以南湖为界。[2，6-7]经系统查阅史料发现，康熙六年（1667）《陕西通志》、康熙二十七年（1688）《巩昌府志》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直隶秦州新志》等方志均无“明初”筑大城时南垣以南湖为界的相关记载；而较晚的光绪十五年（1889）《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地域》最早记载州城“东西北有壕，南南湖水界焉”，此后民国《天水县志》卷二《建置志》、民国《甘肃通志稿》之《建置一》等继承了这一记载，但均没有指出时间是“明初”。可见，“明初”已有南湖一说，也难以成立。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